高管过度激励、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讨论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证实,由于边际递减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所谓的过度激励,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促使企业高管开展国际化经营方面的作用迥然相异。     

过度激励与企业业绩——基于边际递减效应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研究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实证研究中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     

高管薪酬激励过度了吗——基于边际递减效应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

在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亦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过度激励.文章考虑到民营企业在高管薪酬激励方面的特异性,选择2001-2007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具体讨论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薪酬激励的研究文献,文章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激励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证实高管薪酬激励存在较为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民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出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指标体系

对非营利组织评估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内外非营利组织的评估理论、具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现状,提出非营利组织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分别涉及非营利组织评估框架、评估标准、评估指标设计、评估指标重要性系数等内容,所设置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指标分为非营利组织基本状况、组织治理、公共责任、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筹资活动等六个方面。     

CEO管理者权力与公司创新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与交互效应模型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公司CEO管理者权力(任职期限、所有权权力、两职兼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作用,而后进一步基于交互效应模型,研究任职期限、所有权权力、两职兼任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深入解析CEO管理者权力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 CEO兼任董事长有助于公司增加创新投资,CEO所有权权力越大,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越多,提升管理者权力是促进CEO进行创新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2) CEO两职兼任与所有权权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CEO组织权力(两职兼任)与所有权权力两者之间没有表现为互相强化,而是会互相弱化对公司创新投资的作用.     

高管团队薪酬粘性、内部控制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

高管薪酬被认为是研究人力资源与开发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企业业绩、声誉等方面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选取2011—2019年沪市A股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高管团队薪酬粘性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拥有经营权的高管的薪酬在整个企业发展进程中仍与自身及团队所创造的绩效尤其是创新绩效挂钩,并且其存在的粘性特性会产生重要作用。另外,高管团队薪酬粘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也会受到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影响,并以此提出假设。通过研究发现,两者是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并且在内部控制的调节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增强作用。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 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特殊资产保护出发,基于终极控制权,探讨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虽然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显得越可靠和及时,但控股股东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2）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即其特殊资产卷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卷入信息操纵。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但同样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3）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对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4）其他大股东制衡度与信息披露指数、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     

从社会学视角对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的研究

网络是一柄双刃剑,它为我们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容易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越轨行为。青少年作为网络的庞大目标群体,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网络越轨行为。本文以青少年作为网络越轨行为的主体,界定青少年网络越轨的主要类型,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指导,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成因。针对这些成因,提出相应的社会对策,寻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中遇到的问题。     

审计委员会、盈余质量与意见购买——来自2002-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主要探讨审计委员会治理、盈余质量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不利审计意见改善和审计意见恶化的影响,考察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管理层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低;在结合考虑盈余质量之后发现,审计委员会拥有双重的治理作用,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切实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勤勉程度,不仅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而且亦有助于对卷入盈余管理的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进行较为有效的制衡。     

政策性扰动、大股东制衡与董事会独立性

注意到伴随《指导意见》和股权分置改革而来的政策性扰动对大股东制衡行为的影响,文章选择2000-2008年中国市场的经验证据,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出发,细致刻画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间的制衡行为,并讨论前两大股东的勾结行为,研究大股东制衡机制对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