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鲦鱼效应”到习惯性防卫

作为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性,习惯性防卫犹如我们穿在身上的看不见的防护服,在保卫自己免受外界威胁和变化影响时,也遮蔽了自己的眼界和真正想法。     

带动还是挤出？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9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了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存在显著的带动效应和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从时空特征上看，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效应逐步增强，净负向效应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城市房地产投资的净负向效应最大，东部地区城市的净负向效应最小。土地供给减少强化了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减小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据此建议，应当合理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地发挥土地供给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科学引导房地产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协调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对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借助社会网络分析、QAP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省域产业转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总体以省内转移为主，虽然存在区域内跨省产业转移，省际协同性仍有不足；安徽省内城市间产业相互转移数量最多，合肥是中心节点城市；上海是产业转出的中心城市，与江苏的产业转移联系紧密。(2)农林业转移中安徽内部相互联系较为明显；制造业转移中江苏和安徽的集团化特征较为显著；服务业转移呈现出显著的网状特征。(3)产业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城市间的邻近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房价差异，不同行业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未来15年中国住房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潜力巨大

具体包括,6.4亿户籍人口的部分改善型需求、2.6亿非户籍常住人口的部分新增需求、新增1亿的部分新增需求,总共预计115亿平方米,旧房拆除的重建需求大约67亿平方米。住房关系国与家。基于外部环境、政策制度、市场主体预期与住房市场相互作用及循环的框架,建立计量分析及预测模型结合理论与数据进行观察与分析预判:2035年住房发展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潜力巨大。初步估算:未来近15年仅新增住房需求大约182亿平方米,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潜力更大。     

中国新建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新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核心，其空间分布格局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产业体系至关重要。基于2000—2017年中国284个城市新建企业数据，对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新建企业呈现“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核心城市群主导、“南强北弱”等特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相关企业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新建企业总体差距呈现降低趋势，总体和各行业分布曲线均存在右拖尾现象；人均GDP、房价水平、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从业人员数量、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均会对新建企业造成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施多中心、群网化发展战略，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优化企业空间布局，促进企业梯度转移，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改善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劳动力质量，增强城市对新建企业的吸引力。     

我国城市金融集聚的空间福利后果研究

金融产业发展会受外部规模经济的影响，存在鲜明的集聚特征，造就了金融中心城市和非金融中心城市的分异。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资源会向金融中心城市聚集，并会对中心和外围区域的福利产生不同影响。在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外部规模经济，模拟金融产业的地理分布演化及其带来的福利影响，模型推演证明：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金融业会向中心区域集聚。与此同时，中心区域的福利状况会随着集聚不断改善，而边缘地区的福利状况则因规模经济与贸易成本不同而存在不确定性。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以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城市金融部门存在轻微的规模经济，并以面板回归和空间计量方法验证了在只考虑距离摩擦的情况下，金融集聚对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均存在福利改进，但过高的制度成本会阻碍金融中心溢出效应的发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优化各地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制度成本，更好发挥金融中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