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类准则”披露——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通过计算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讨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否为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由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较低,会提供更多公司会计政策的个性化信息。（2）在上市公司风险增强和会计准则重大变化的两大类场景中,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类准则”程度之间的关系都得到增强,说明事务所的风险压力和事务所能力是重要的机制路径。（3）由同一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更一致,具有同所效应。（4）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检验发现,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大,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降低;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小,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提高。     

领导容错与员工绿色沉默行为

不同于先前对领导风格和沉默行为关系的研究,聚焦于领导容错的负面效应,对员工的沉默行为具体化,关注员工对环保问题保持沉默的绿色沉默行为,并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切入,考察领导容错和员工绿色沉默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领导容错对绿色沉默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所有权和道德解脱在领导容错和绿色沉默行为关系中起平行中介作用,领导容错对绿色沉默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影响

以217位员工为调研对象，探究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员工心理韧性在两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两者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越高，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负向作用越强。研究表明，考虑心理韧性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两个重要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对增强精神型领导的有效性以及减少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内部控制质量、产权性质与盈余持续性

通过对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9—2013年间数据样本的实证检验，探寻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是否伴随着公司盈余持续性的提高，比较分析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变化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差异，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将其划分为应计持续性和现金流持续性。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与盈余持续性的提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将盈余持续性细分后仍然可以得到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应计持续性与现金流持续性也相应提高的结论。通过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公司的对比，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盈余持续性也越高，但当内部控制质量提高时，盈余持续性并没有显著改善；而在民营控股公司中，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持续性的相关性有所减弱，但当内部控制质量提高时，盈余持续性明显提高。     

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研究——以新疆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门限变量的实证分析

基于门槛效应估计模型,采取 Hansen 提出的门限回归法,利用2004—2013年新疆14地州市的面板数据,以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门限变量,实证分析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对新疆农业投入产出弹性有显著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跨过8050元门限值时,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跨过9650元门限值时,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可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有利于增加新疆农业的产出,而南疆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离门限值有一定距离,抑制了其农业产出弹性的提升。因此,应努力提升新疆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并重点扶持南疆地区。     

大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社团与其社会化进程的关系分析

通过4所在宁省部属高校3220份参与社团大学生的有效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大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社团对其社会化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依此为基础,进行统筹兼顾,合理规划,改善大学生社团的结构功能,会使大学生社团活动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对扩大内需的再思考

关注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引入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分析财政支出通过城市化影响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分步骤回归方法还是加入交互项,都显示政府财政支出有直接负向“挤出”居民消费的效果,而城市化在其中发挥正向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在当期“挤出”居民消费,但在滞后一期与滞后五期的动态效应中能够“挤入”居民消费;而城市化无论在当期、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三期的动态效应中都能“挤入”居民消费。因此,未来应通过城市化的合理推进削弱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短期“挤出”效应,并在长期通过合理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发展城市化,从而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溢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边界效应的视角

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空间计量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基于2003—2018年我国271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强、弱行政调节因子构建改进的空间权重,对创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入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之间创新溢出的影响,并对创新空间关联进行分解,以探讨行政调节对各个城市创新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促进作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也会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能够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会减弱其影响。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抑制了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在经济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行政调节产生的作用不大。各个城市各创新影响因素表现出的差异性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创新政策与协调实践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审计制度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析——兼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功能定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迫使资本主义体系演化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审计制度）,用于维护资本积累的稳定性,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积累理论、产权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与国家理论,从维护资本积累稳定性的层面深化对审计制度功能的理论认识,探讨不同类别的审计制度（企业内部审计、社会审计与政府审计）在维护资本积累稳定性层面所具有的一致性。其理论意义在于丰富和完善现有关于审计制度的理论研究,并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做出一定的努力。应用上述理论分析,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功能定位,为通过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审计制度安排,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一定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