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命题的重新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平”观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政策建议的价值判断基础。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有重大缺陷的、甚至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导的政策建议对现实中产生的许多不公平现象负有很大的责任，甚至给实践中某些毫不顾及公正的不良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借口。这种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它对“公平”的狭隘的、不恰当的理解，进而赋予效率以一种完全优先于任何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追求的地位。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基于政府竞争与企业之间关系的一种考察

中国模式的核心动力机制是竞争,但这种竞争的独特性在于,三千多家各级政府(即“政治企业”)的横向和纵向竞争与无以计数的企业竞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竞争格局.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亲密合作则是导致“高投资和高增长”的核心机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机制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中国模式的前景将取决于对这种机制的改革与更新.     

新政治经济学的独特理论性格问题

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使经济学的领土大大拓展,同时也使各个研究领域之间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不清。本文力图通过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比较,说明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性及其扩张趋势,以期消除某些误解。     

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一种综合性的解释

本文以“共同发展”概括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相对成熟状态的基础事实，并力求提炼在相关问题的争论中学术界所形成的某些成果和共识，旨在为“两个毫不动摇”国策提供一种学术上的综合性注解，增强对“两个毫不动摇”国策的理论自信。在思想上，这种理论自信是在伴随着所有制改革而产生的一系列争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识。在实践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具体形态至少表现为国民经济中分工互补的共容关系、产业链上的竞争共存关系，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共生发展关系。在理论上，以这类关系所包含的机制为基础，基于效率与公平、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的权衡，以“最优所有制结构”概念探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逻辑上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的空间分布，是学术上的一种追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综合性的所有制理论，但其间所涉及的某些争论尚未结束，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质、各种所有制经济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确切关系等问题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