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介、非正规金融与现金价值

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影响了商业银行利用金融资源的效率,致使投放到企业中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除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外,非正规金融形式也是重要的融资形式。以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本文研究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金融资源和以商业信用为主的非正规金融资源之间的资金效率问题。结果发现,对于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的确通过商业信用来缓解融资约束,两种融资渠道存在替代性关系;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的资金效率低于以商业信用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效率。     

跨江海水中栈桥设计及施工

温州七都大桥第二合同段水上施工采用栈桥方案,不仅要克服恶劣的自然因素,而且大大提高了施工的主动性。主要介绍栈桥结构设计的内容和施工要点。     

内部控制能有效规避财务困境吗?

财务困境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还将给债权人、股东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带来重大损失。文章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视角探讨了财务困境的成因。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财务困境具有显著而重要的影响,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更可能陷入财务困境;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越多的公司,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这些经验证据表明,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在现实中确实能有效规避财务困境。     

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就经理薪酬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理薪酬在企业资本投资决策方面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作出补偿和激励时,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因薪酬契约失效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经理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前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薪酬改革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中国企业反舞弊画像——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分析

舞弊是企业内部治理的顽疾,正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焦点问题。利用2021年“企业反舞弊联盟”的问卷调查数据,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分析中国企业反舞弊现状及其成因。研究显示：企业反舞弊形势仍然严峻;舞弊案件主要发生在销售与采购环节;舞弊者中29岁左右的人占比最大;女性舞弊者远远低于男性,但有上升趋势;高层舞弊者人数不多,但造成的损失重大;大部分舞弊者事前与顾客或供应商的关系异常;舞弊损失金额与舞弊行为持续时间正相关;内部举报是舞弊发现的第一渠道;审计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更早发现舞弊;最重要的舞弊证据是会计数据;解雇是企业惩罚舞弊者的最常见手段;不能将舞弊者法办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证据。进一步分析发现：机会是发生舞弊的第一要素,其中内部控制问题排名第一;借口是发生舞弊的第二要素,其中舞弊带来的后果不严重是最主要的借口;贪婪在压力因素中排位最前。在此基础上,基于舞弊成因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人民币均衡汇率失调问题研究——一个改进的简约单方程BEER模型分析

本文在传统的BEER模型的基础上对影响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宏观经济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进行细分,构建一个改进的简约单方程模型,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测算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最后得出结论：这几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要求人民币汇率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断升值,而开放度等宏观经济因素在中期内则起着相反的作用,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受到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综合影响。     

浅谈井下采煤技术和工艺选择

我国井下采煤技术伴随着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也有了质的飞跃，目前我国井下采煤工艺已经涌现了多种采煤技术，这些技术都有其本身独有的特征，在采煤技术中要严格按照正确的采煤工艺进行采煤操作，这样不仅能够确保煤炭资源的质量，同时还能保证采煤人员的生命安全。     

关于我国发展股指期货的必要性及相关设计构想

股指期货作为一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近年在国际金融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本阐述了我国开展股指期货的必要性，并结合国情及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股指期货合约的设计构想做了探讨。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m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从企业所得税角度谈CFC立法中“可归属所得”的界定

我国新近引入的CFC（受控外国公司）立法中对“可归属所得”的界定有模糊之处。本文通过与国际经验的比较指出,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我国应在采用“指定低税国法”确定CFC的基础上,采用“实际税率法”或“实缴税额法”确定低税国;应采用“实体法”来确定可归属于母公司的CFC的所得;应采用“真实营业活动豁免”和“最小豁免”等来确定免受CFC立法规制的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