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分配对教育公平基础性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78～2007年的教育统计和财政性教育支出数据,估算了我国的教育基尼系数,并在此基础上对财政分配在教育公平进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财政性教育支出总量对改善教育公平程度有显著的正效应;在财政性教育分类支出中,中等教育支出、高等教育支出不利于教育公平程度的改善,基础教育支出则对其有利,这跟我国较低的教育发展水平及长期以来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有关。增加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份额,对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进行合理调整能有效促进我国教育整体水平和公平程度的提升,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的新视角——兼评《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实证评估及其治理路径》

<正>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对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筹集资金发挥了枳极作用。然而在其髙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平台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运作不规范、债务风险激增等问题。2011年,国家收紧银行贷款监管,实行"名单制"管理。然而2012年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券融资和信托融资规模继续扩大,导致债务风险显著增加。2014年     

官员更替制度与债务增长的关系

本文通过发展塔贝里尼和艾莱斯纳（Tabellini & Alesina)1990年的模型,对官僚执政更替的制度进行探讨,研究官员在异质性偏好和不确定的任职条件下,对于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显示,在执政者偏好异质性和连任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债务在第1期的扩张不可避免。第2期中,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减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取决于官员任职的制度安排,且存在一个制度安排使得无论谁执政,其根据自身理性的最优选择为削减债务,这意味着存在一个制度供给,使得官员自发实现削减债务的良政。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周期内官员更替次数同债务增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文也借此探讨了官僚制度演化出的自发秩序在债务扩张期和债务存续期对官僚对于债务融资的不同态度和原因。     

土地财政与最优城市规模

土地是有限的,完全依靠土地收入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文主要考察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的一种融资渠道,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使用是否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相协调,是否存在过度扩张城市面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现象。为了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地租)、公共品供给以及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乔治亨利定理为基础,并引入林达尔均衡条件建立起最优城市人口密度理论模型。采用1999～2009年31个省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成本收益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全国26个省低于估算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验证了中国存在城市面积的扩张与人口的增加不协调发展的情况。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应兼顾的若干关系

在2008年开始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实施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持平稳,并将政策实施与公共财政改革结合起来,必须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适当兼顾需求刺激与通胀压力之间、财政扩张与财政风险之间、政府干预与市场主导之间、出手要快与集中民智依法决策之间、少数人受益与社会公平之间、提升居民购买力与政府直接参与购买之间等诸多关系.只有将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与财政改革和经济运行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财政政策的综合社会效应最大化.     

论工资杠杆

工资改革的核心就是充分发挥工资的经济杠杆作用,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对工资杠杆本身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一、工资杠杆的动力所谓工资杠杆,就是人们通过在劳动者的工资所得与其劳动成果之间难立某种有机联系,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经济手段。同其他手段相比,工资杠杆是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最小磨擦地协调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的最有效方式。工资杠杆何以具有如此突出的作用?我认为,这种动力就在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方     

公共财政论的理论缺陷

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公共财政理论起码在三个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它的理论基础－公共物品理论是不完整的,本引入制度性公共物品的概念后,会使公共财政理论陷入十分尴尬的“左右逢源”中;二是所谓政府（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物品的生产和提供行列,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将专门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保证;三是国家财政也不能退出所有私人物品的生产和提供行鲍,因为一些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实质上是根据私人物品的属性提供的,尽管国家财政也参与对它们的资金提供。     

中国土地价税费问题的改革方略与对策

分析中国土地价税费问题改革中宏观体制制度上的根源，从地价、土地收费、土地税制等方面提出改革设想。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前后财政风险的变动分析——兼议财政政策转型依据

2004年底中央决定将实施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型财政政策,本文从财政风险变化角度解释财政政策转型的依据.本文通过对两大类、共16个指标反映的财政风险程度的单独和综合分析,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总体上减低了财政风险程度.尽管某些直接关联指标体现的财政风险程度有所上升,但总体上我们具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能力;而社会经济运行本身的发展态势却使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失去了必要性条件.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为稳健型财政政策是恰逢其时的.     

土地财政、城市产出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

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大量出让、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考量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高低具有重要意义。土地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由于土地位置的固定性使得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土地财政政策,这致使城市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Solow模型进行扩展,使用我国1999—2009年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城市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虽都呈现出上涨的趋势,但每个省市都存在土地使用效率不高问题。通过区域划分估算全国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使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各地区不同的增长方式,并针对土地财政、城市产出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间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