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导的“公共选择”悲剧

“不难看出,江苏乃至全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减少农民。一个农民进城,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一个农产品的消费者。”     

新劳动法扭曲了劳动力市场

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     

全媒体时代下的非政府组织研究

院当今，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涌现出各种新的媒体形态，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完善和民众意识的提高为媒介和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从而进一步的加快了全媒体时代的的形成。因此，文章主要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全媒体时代下，通过资源依赖理论，如何顺应时代潮流，与媒体形成良好的协作互动。非政府组织应该借助这个机遇，强化自身素质，迎来全面进步，体现组织诉求、施加对于社会的重大影响，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机构改革的逻辑

正要让一线的管理者和执法者,真正拥有有效解决问题的权力和责任。未来大部门制改革要成功,不仅要有集中和分散,也要考虑有效的自主治理。2013年国家机构改革后,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组成部门减少2个,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到25个。这次机构改革,只能算是微调,未来国务院基本框架,要从宏观上考察机构合并与拆分的逻辑,微观上考察现有政府部门的性质,并确定其恰当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监督法》：治道变革新起点

200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该法自2007年1月1日正式施行。《监督法》对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以及治道变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是在技术上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权力以及相关运作程序的基本规则。     

公共决策中公民的理性参与和非理性参与

院公共决策是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此过程有其特定的主体,其中,公民是影响公共决策过程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公共决策的影响程度日益增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强度也在不断加强.但是,公民参与具有不完善性,存在着各种非理性参与的现象,如低度参与和过度参与.各种公民的非理性参与行为对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如降低政策合法性、导致决策失误、使政府权威丧失、引发政治动乱及影响政策制定效率等.这些非理性参与的形成有其观念、公民自身、政府措施、社会组织发展及制度背景,为实现公共决策中公民的理性参与至少应采取如下措施,即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培育社会组织、拓宽并完善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并以制度来保障参与者权益.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与政府协商——主张民事权力丢命不值

红帽子企业是我国转型期间一个“自然现象”。在政府要发展经济又不允许个人办企业的情况下,“戴红帽”成了一个发展空间。对此,国家工商总局曾出台过一个规定,相当于司法建议性质。但也有问题:它以谁投过资来判定企业性质,只要投了一分钱,所有的产权就是他的了。如果他没有投钱,就没有他的股份,就成了国家工作人员,这也不对。这在走两个极端。对于双方来说,或者全有,或者全没有。     

取消制度强势造成的不平等

“因计划经济制度导致的不公平令人难以接受:它让一部分人由于制度上的强势地位轻易获得高收入或免费、低价但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另一部分人因为制度上的弱势地位轻易陷入低收入,不得不接受劣质的公共服务,或者必须用高价去购买优质的公共服务     

从强制性行政走向服务行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大城市交通面貌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武汉市面临的问题是,1989年以来,武汉城市道路上挤满了三轮摩托车和人力三轮车。这些交通工具在武汉俗称“麻木”,其特点是价格便宜,适应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