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对外开放的服务业空间效应与协同发展

使用北京、天津32个市辖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2008—2018年京津对外开放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行后,京津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本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本地服务业发展;政府控制的加强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分所与审计质量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开设分所对中国审计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2008—2021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分所对审计质量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分所能够显著提高审计质量;区分事务所类型和分析师关注度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分所对审计质量的促进作用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分所提高了审计效率,降低了审计定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开设分所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入中国审计市场的积极效应提供了经验数据支持,为优化和完善中国审计市场提供了理论参考。     

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类准则”披露——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通过计算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讨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否为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由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较低,会提供更多公司会计政策的个性化信息。（2）在上市公司风险增强和会计准则重大变化的两大类场景中,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类准则”程度之间的关系都得到增强,说明事务所的风险压力和事务所能力是重要的机制路径。（3）由同一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更一致,具有同所效应。（4）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检验发现,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大,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降低;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小,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提高。     

关系型借贷、债券融资与企业贷款成本——基于信息与竞争机制视角的研究

运用200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实证研究了关系型借贷、债券融资对企业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1）关系型借贷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成本较低的银行贷款;（2）债券融资使得企业贷款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其中通过信息效应降低信息不对称并缓解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是关系型借贷和债券融资影响企业贷款成本的共同机制;竞争机制是债券融资影响贷款成本的另一重要机制,企业债券融资增加了企业直接债务融资渠道,导致融资供给端的竞争加剧,降低了企业贷款成本。     

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基于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分析

恐怖主义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20世纪末期中国开始遭受恐怖主义威胁,对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也受到了政治、法律等学科的关注,但是对经济学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地级行政区单元构造面板数据,分析了近30年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恐怖主义活动事件数量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恐怖主义活动致死人数的影响;在内在机制探讨方面,恐怖主义活动会通过抑制城市化水平、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除此之外,本文研究还表明,政治中心城市、发达地区城市、落后以及边疆地区城市的经济增长受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程度较大。     

频繁并购重组与异常审计收费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异常审计费用衡量审计师对上市公司频繁并购重组的风险溢价,探究企业频繁并购重组与审计师风险溢价收费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频繁并购重组会导致审计师风险溢价提高。从商誉和盈余管理角度探究其路径机制发现,商誉和真实盈余管理是频繁并购重组导致更高审计师风险溢价两个重要中介变量,而应计盈余管理并没有发挥中介作用,即频繁并购重组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应计盈余管理。     

领导容错与员工绿色沉默行为

不同于先前对领导风格和沉默行为关系的研究,聚焦于领导容错的负面效应,对员工的沉默行为具体化,关注员工对环保问题保持沉默的绿色沉默行为,并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切入,考察领导容错和员工绿色沉默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领导容错对绿色沉默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所有权和道德解脱在领导容错和绿色沉默行为关系中起平行中介作用,领导容错对绿色沉默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国家审计治理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其功能作用的发挥势必会对企业生产、出口行为以及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治理可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纠正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偏好等机制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该结果在更换核心变量指标、消除异常值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较为稳健。国家审计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探讨国家审计治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不仅可以为促进国家审计效能有效发挥提供更为可靠的微观证据,而且对于提高企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终极控股股东与会计稳健性——基于金字塔股权结构视角

运用Basu模型,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就在金字塔股权结构条件下终极控股股东特征以及金字塔股权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与会计稳健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会计稳健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会计稳健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终极控股股东为政府类型时,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要大于非政府类型的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层级与会计稳健性呈现负相关关系。     

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2006—2010年1 655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金融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政府干预程度以及投资率均对农村银行业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存贷款规模的扩大、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村地区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的增加,会降低我国农村银行业存贷款市场集中度;而县域财政支出占当年名义GDP比重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会提高我国农村银行业存贷款市场集中度。因此,一方面,应促进农村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并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促进农村地区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要减少和消除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的过度干预;从而有效降低我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