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变迁、代际更替与中国城乡发展战略调整

新型城乡发展战略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认为产业扩散效应会进一步增强,二是认为城乡物质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会降低农民城市化意愿,农民工依然有较浓的乡土情结.但宏观经济发展速度的长期下降趋势导致产业扩散效应减弱,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导致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增强,乡土情结的淡化,时势的变迁要求对新型城乡发展战略进行合理调整.只有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在不同等级城市之间进行资源的均衡配置,进一步提升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城镇化战略,并将新农村建设的重心转移到产业基础培育上来,不断加强新农村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我们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尽早实现新型城乡发展战略目标.     

企业应正确对待员工的"牢骚"

传统的管理模式由于不能正确地对待员工的"牢骚",多采取压制和惩罚手段,来保持企业的"和谐",导致企业发展缺乏动力,员工士气低落,企业离心力日强,核心员工大量流失,最终损害企业的发展.     

中国包村运动的异化与扶贫体制转型

包村作为一种扶贫手段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对群众路线的强调,权力部门政绩竞赛的冲动在一些地方重新复兴。尽管包村运动能够有效减少一些地区和农户的贫困问题,但注重短期效应,形式主义严重,效率很低,且容易造成扶贫依赖性,加剧政绩竞赛的不公。从长期看这种建立在权力部门合法伤害权基础上的政绩竞赛会进一步强化权力寻租,使普通的物质性寻租升级为炫耀性寻租,造成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只有树立正确的群众路线观,合理限制政府规模和权力,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定比较公平的政绩评估体系,我们才能摆脱对运动式扶贫的依赖,建立长效的扶贫体制,加快中国的扶贫进程。     

企业应该正确对待员工的"牢骚"

传统的管理模式由于不能正确地对待员工的“牢骚”，采取压制和惩罚手段，来保持企业的“和谐”，导致企业发展缺乏动力，员工士气低落，企业离心力日强，核心员工的大量流失，最终损害企业的发展。只有顺应世界管理人性化、民主化的潮流，改变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响应员工的需求，不断进行管理创新，我们才能建立学习型组织，获得持久的核心竞争力。     

权利剥夺、伪城市化与农村养老模式转型

该文认为，当今二元体制的继续存在与泛化、资源与市场的进一步垄断，利益集团的相互勾结，使农二代的发展机会更不均等，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转型受阻，房奴、蚁族、漂一族大量出现，核心家庭瓦解，农村传统养老模式衰落。只有尽快废除各种不合理的二元体制。打破利益集团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给予农二代平等的发展机会，我们才能抓住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机遇，加速城市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转型，缓解农村传统养老危机，并在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危机。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景气指数模型研究

在市场调研中,我们经常需要向客户提供该公司运营状况及其所在行业整体运行情况等宏观信息,景气分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景气指数模型,该模型适用于行业景气及企业运营状况的简单分析。     

新型工业化还是新型现代化——对全球能源、生态危机的回应与思考

全球性的能源、生态与社会危机催生了新型工业化战略。但由于新型工业化战略依然建立在技术迷信、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之上，并没有改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只能延缓而不能避免总危机的爆发。只有彻底改变现代化的价值观基础，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心，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把新型现代化置于新型工业化目标之上，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染料中铜含量的分析

1前言还原桃红染料生产所用的原料种类多 ,生产工艺复杂 ,技术含量高 ,该染料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看好 ,还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还原桃红染料的应用领域已由棉纺织品、涤棉纤维的染色和印花 ,扩展到日用化妆品和各种高级油墨的着色。用户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特别是国外用户对产品的检测项目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比如金属铜的含量 ,而我们又缺少与之配套的检测方法 ,只好外托分析 ,花费了大量资金。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分光光度法对还原桃红R原染料中铜含量的测定进行了研究。该方法经济简便 …     

增加农业投入 促进农业发展——对巴盟农业投入现状的调查

最近，我们深入到巴盟的临河市、杭棉后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前旗就近年农业投入的现状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保证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同题作了一些调查。我们认为，农业的稳定增长．需要以投入的持续增加为前提，多投入才能多产出。因此，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     

"三农"问题:跨世纪的思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三农”问题便作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国人面前。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的逐渐减缓，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造成城乡间一系列的经济政治问题，使“三农”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近几年来，由于过剩经济的来临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三农”问题变得更为严峻，它已不仅仅是农民就业，增收，农业振兴，农村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