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我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验性地讨论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的影响仍较显著.因此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素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根据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我国居民财产构成与分布状况的变化特征,并进行国际比较。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双重影响,我国居民财产持有数量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仍不是很高,但不均等程度的扩张速度非常迅速。     

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CHIP住户调查数据,根据农村家庭外出从业成员的不同界定方式,讨论了不同的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纯收入核算实践过程中,各地对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的核算方式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外出户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将核算方式统一调整后,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略有上升,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及全国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因此,在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核算中,需要选择统一而合理的核算口径。这对于准确估算农村居民收入和分析收入分配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最低工资与城镇老年劳动参与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保障老年群体福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区县最低工资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堆叠”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政策对城镇老年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我国城镇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1.44个百分点;(2)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男性、低技能、低财产性收入和来自东、中部地区的老年群体;(3)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高了老年群体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和离退休再就业的概率,降低了离退休的概率,也显著提升了老年群体的工资水平。根据结论文章认为,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缓解老龄化问题和提高老年群体福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城镇住房分配体制改革及其分配效应

文章基于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公有住房私有化改革产生的分配效应。文章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以优惠价购买了公有住房的人群的基本特征,二是以优惠价购买公有住房所形成的补贴规模及其分布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年限对购房行为有显著影响,党员身份、教育程度、工作单位和职位性质等都会影响以优惠价购买公有住房的行为,而住房价格对购房行为却只有非常有限的影响;此外,以优惠价购买公有住房所形成的补贴具有加剧人际福利分布不均等的效应。     

初始劳动力市场条件与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

初始劳动力市场条件通过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搜寻行为对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工作质量产生长期影响,并最终影响个体终身的职业发展。本文基于1986—2009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实证检验了初始劳动力市场条件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利的初始劳动力市场条件会降低个体未来的收入水平,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失业率每上升1%,个体的年收入平均将下降2%。在考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因素、不同的样本构成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面对不利劳动力市场条件应采取何种政策举措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溢出效应

家庭内部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个体教育获得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2013年和2018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1)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二孩家庭和城镇家庭内部更为强烈,同胞间存在教育溢出效应;(2)这种溢出效应受同胞结构和家庭因素的影响,长子(长姐)、相同性别和年龄差4至6岁的同胞间溢出效应更为强烈,婚姻破裂和亲子互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溢出效应;(3)机制探讨结果表明兄姐对同胞的知识传递及榜样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4)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也会进一步传导至就业选择上,有兄姐上大学的同胞就业参与率更高,也更有可能获得稳定性更强和福利待遇更好的体制内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