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的合并样本进行倍差法估计后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核心指标的测度方法、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采用不同计量方法的情况下也较为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进口种类的拓展与进口质量的提升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两个渠道,其中“进口质量”渠道更为重要.最后,文章还实证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资源再配置与行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源再配置效应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三年多来,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目前仍处于新老体制转轨期,显性问题和隐性矛盾依然存在,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特别是一些内部问题亟待解决。新区、城区和功能     

智力外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就智力外流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对流出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智力外流通过激励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显著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增长;(2)内陆欠发达地区智力外流的人力资本激励效应的边际作用比较大,而沿海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更强,总体来看,智力外流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沿海发达地区更加明显;(3)通过引入交互项,本文还发现智力外流通过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智力流动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进一步引发对中国最优智力外流水平的思考。     

人民币汇率、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行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旨在考察人民币汇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通过利用高度细化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首次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发现:(1)人民币升值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是该效应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通过对出口贸易进行分解,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新进入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但不利于退出企业;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新进入产品的质量提升,不利于退出产品,并且对持续存在的产品质量提高具有积极影响;此外,相比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质量提高更快。(3)通过引入生存分析模型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显著缩短了出口低质量产品的企业的出口持续期,但却可以延长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的出口持续期。     

美国货币政策变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制造业企业的视角,实证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和制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扩张通过国际利率联动机制引致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贸易产生了较强的传递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利润率、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地区)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贸易的影响受到企业金融脆弱性和全球价值链嵌入状况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美元化程度、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僵尸企业、信贷约束与中国出口升级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出口品质的提升速度明显滞后于出口规模的扩张速度，本文尝试从僵尸企业的角度为中国出口升级滞后现象提供可能的解释。利用中国企业级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非僵尸企业(即正常企业)的出口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僵尸企业明显提高了非僵尸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而信贷约束的加剧是前者抑制非僵尸企业出口升级的重要渠道，并且这一抑制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越大。本文还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僵尸企业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大，此外，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随着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减弱。本文研究为解释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相对滞后的现象，以及理解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消费撬动出口升级——事实与机制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研究了消费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国内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所在地区、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消费升级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进口中间品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此外，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到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制度环境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本研究拓展了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对于我国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背景下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