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基于中国1978-2008年的经验验证

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系统协整分析对农村金融中介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村金融中介规模的提升会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与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     

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实证关系研究:重庆个案

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负影响.重庆市近年来金融发展是以城市金融为支撑的,在金融总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背后,是农村金融的相对萎缩.即以二元金融为特征的非协调性金融发展最终强化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因此,重庆市应注重激活农村金融潜力,促使城乡经济发展以较快的速度趋同.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思考

我国现行农业金融组织体系是计划经济模式下按行政区划均衡设置而成,组织体系结构不合理,融资渠道单一。在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伴随国家专业银行商业经营,以及近年来我国对农村金融“三孔”的整治,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更呈萎缩趋势,农村金融业停滞不前,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重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框架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得到发展,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必须准确把握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不断加强制度创新,并在制度创新的框架下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农业巨灾的成灾机理与金融效应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高风险的弱质行业。近年自然灾害的频率和程度增加,农业巨灾风险与迅速增长的经济活动伴生,导致农业经济因灾损失不断加重。农业巨灾风险与一般巨灾风险不同,具有明显的伴生性、相关性和扩散性的特点。导致其发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非自然因素。农业巨灾的金融效应具有双重性,应趋利避害,诱导其有利效应发挥作用。可通过加强农业巨灾的科学研究,提升巨灾预测与评估等科学技术,提高承灾体的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监管以降低社会的脆弱性等途径实现。     

成本驱动、外部输入与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

本文基于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需求压力并不是中国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动因,从中长期看,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攀升才是主要驱动因素。分种类农产品的估计结果表明,相比畜产品价格更多受到生产资料成本的影响,种植业产品价格上涨很大程度归因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     

制度干预与中国转型期结构性价格上涨

本文以转轨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扭曲为基本假设,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构建制度因素影响中国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理论框架,并采用中国的省级季度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揭示,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压低以及部分工业品超越均衡价格的制度干预,不仅不会缓和两部门价格分化,反而会刺激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和工业品的市场供给,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格局。实证检验表明,转轨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扭曲显著地影响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已成为促成价格二元分化的重要因素。另外,传统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所强调的工农生产率差异影响正在衰减;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效应驱动的价格结构性上涨效应已经显现。     

我国巨灾风险可保性的理性思考

巨灾保险虽然一直未能真正踏上破冰之旅,但近年频发加剧的巨灾,使巨灾保险再次成为保险业的聚焦领域。巨灾风险可保性争论不休,业界徘徊不前,厘清巨灾风险的保险属性,可否引导市场参与巨灾风险的有效管理,特别是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动推进,更是尚需解决的问题。基于巨灾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认为,我国巨灾风险具备可保性有其理...     

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因素与传递机理

基于我国2000-2011年31个省域的样本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测算我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并运用面板协整方法,检验影响我国金融效率的宏观因素及其传递机理.经过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进程是影响金融效率的重要宏观变量.其中,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主要通过提升金融创新效率影响金融效率;二元经济结构则主要通过拉低金融配置效率而拖累金融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进程既有利于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又会提高金融创新效率.但是,政府信贷干预将会冲抵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效率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