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西部地区农村社会风险调查及应对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我国西部农村面临的社会风险越来越多,经济贫困、计划生育、民政救济分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养老、拆迁占地补偿和环境污染等引发的风险问题最为突出,成为了新时期村民非制度参与的主要诱因,这不仅会损害政府公信力,降低政府信任度,而且还会离间干群之间的关系,削弱村民对政府的认同。为此,应从发展农村经济、提升村民素质、提高乡村风险治理的领导力、培育抵抗乡村社会风险的内生力量、畅通村民利益表达渠道等途径来降低乡村治理的风险。     

教育均衡视域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探析——基于访谈记录的分析

农村寄宿制学校是集中资源办学的必然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上学难、教学质量差等问题。但是,受规划布局、政府政绩、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农村寄宿制学校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盲目扩张、教师待遇低下,寄宿生成绩不理想、往返路上安全隐患较多、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表现与结果,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     

黔粤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及转化

文章分析了黔粤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资源的互补性、文化的同质性、交通的便利性、良好的合作基础、和谐的领导关系五大有利因素的同时，也存在发展观念、经济体制、经济实力、行政区划四大不利因素，提出应通过设立专门的区域协调发展的领导机构、制定黔粤区域协调发展的规范、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区划障碍与行政性壁垒四条措施加以转化，以促进黔粤区域协调发展。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政治信任——基于贵州L村与江苏Y村比较研究

村庄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变量: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贵州L村,村民的政治信任低且层级差异过大;而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江苏Y村,村民的政治信任普遍较高,层级差异也较小。并且,L村与Y村村民不信任基层政府的主要原因迥异:在L村主要是基层政府效率低下,而在Y村则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公平。然而,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却发现,促进私营经济发达的村庄村民政治信任高且较为均衡的因素并不是经济本身,而是经济背后村民高度的公共参与热情和参与水平。由此,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促进不同村庄村民政治信任均衡发展。     

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基于建党100年以来扶贫政策变迁的文本分析

建党100年以来，我国在减贫治理中采取了许多独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能推广的减贫经验，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为梳理总结建党100年来中国的减贫经验与特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1921~2021年间与扶贫密切相关的中央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象征及劝诫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出发，运用NVivo11软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颁布的扶贫政策进行文本挖掘与分析，探索中国减贫治理的历史变迁，分析各阶段扶贫政策的模式特点，并对这些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应用与启示进行探讨。     

西部地区政府创新的动力、困境与出路

发达地区政府创新带来的巨大收益、政府及官员的利益诉求、摆脱贫困成为了西部地区政府创新的外在动力、内在动力与直接动力。然而，西部地区政府在创新时又受到思想观念落后、人才不足、“国有”政府的困扰，应从转变政府官员观念、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四方面加以改革。     

基层公务员公共参与对其责任意识的影响研究——基于362份问卷调查的分析

基层公务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可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其参与水平都较高。在此背景下,基层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较强,但他们更愿意对客观责任而非主观责任负责,更愿意对上级、制度和法律而非下级和民众负责。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公务员的这种责任意识与他们的公共参与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即公共参与水平越高责任意识越强,且直接参与比间接参与更能促进基层公务员的责任意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出生的基层公务员、决策机关的基层公务员更有公共责任感,这些发现对培育公务员的责任意识有重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