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的制度渊源与理论基础

瑞典、拉托维亚、意大利、波兰、蒙古和吉尔吉斯坦等欧亚六国社会养老保险 1 995年以来成功地实现了从现收现付制向“名义账户”制的转型。“名义账户”制是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待遇确定型和缴费确定型相结合的一种混合型制度 ,是一个制度创新。该制度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制度转型成本的问题 ,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名义账户”制的诞生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渊源 ,对其进行深刻的探讨会促进学术界对“名义账户”制的研究 ,尤其是可以增加对其在我国适用性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 ,在某种意义讲 ,“名义账户”制可以被认为是私人保险市场中法国“积分制”和美国“现金余额”制的某种延伸 ,而Buchanan 1 968年关于“社会保障券”的设想和Kotlikoff等人 1 983年关于BKS模型的设计可以被认为是其理论上的一种实验。     

信息不对称与医疗保险

本文运用经济学信息学对称理论分析医疗保险市场的运行情况，首先探讨医疗保险市场的特殊性，认为在私人医疗保险市场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导致低效率，从而为公共卷入提供了效率方面的理论根据；社会医疗保险虽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逆向选择，但却由于第三方支付等原因而无法克服道德风险，因此无法解决其医疗费用膨胀等财政问题；进而分析了公共、私人以及二者混合等医疗保险供给的效率，并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医疗保险改革在理论层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最后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评价体系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做了评介。     

“税收楔子”视角下的社保降费:抗击疫情与长远改革

社会保险费正处于连续5年的降费过程之中,此次新冠肺炎不期而至,为鼓励企业复工复产,社会保险费再次"叠加"实施阶段性减免。从本质上讲,社会保险降费的过程就是降低"税收楔子"的过程。经过与OECD成员国进行比较,发现我国"税收楔子"恰好处于平均水平,但低于欧洲福利国家水平,明显高于日本和英国等国家水平。为此,本文提出三个政策建议:既然社会保险降费已呈常态化,应适时予以制度化;制度化之后,"轻税型"社会保险制度应着重制度基础建设;未来我国企业仍将面临降低"税收楔子"的压力,欧洲福利国家模式将不是我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路在何方

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统一参加养老保险改革,走"统一模式"之路是大势所趋;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全民福祉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应采取一揽子和一次性改革策略,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制度走向统一,从而完成改革重任。     

论我国企业年金的改革

本文分析了当前理事会内部受托模式和外部受托模式当中面临的问题,指出当前主要矛盾出在外部受托上,外部受托人"空壳化"和市场角色"分散化"是发展企业年金的重要障碍之一。改革的出路在于建立专业化捆绑式一站服务型的受托人机构即养老金管理公司,并对我国建立养老金管理公司的意义、定位、需要注意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制度障碍等作了论述,认为建立养老金管理公司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三层级"的年金供给市场,即单牌照提供商、双牌照提供商和"捆绑式"养老金管理公司三者共存,相互补充,以优化市场资源。本文还对建立养老金管理公司之后的企业年金监管模式和制度框架做了分析。     

企业年金税优困境出路：部分TEE模式

20年来,虽然中国企业年金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年金市场得以初步建立,但在中国多层次社保体系中,企业年金还远未承担起第二支柱应有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保体系整体建设。企业年金发展滞后固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税优政策不统一和不完整所产生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澳大利亚超级年金20年改革及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

在介绍澳大利亚退休收入保障制度以及超级年金目标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影响超级年金制度实现目标的资产管理、投资方式和资产配置的情况,比较了1997年、2001年和2008年逐次加深的三次危机对超级年金的不同影响,并对超级年金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进行了分析,归纳了三个可能的制度性原因,总结了澳大利亚超级年金应对危机冲击的经验教训。     

下篇：欧债危机对养老金改革的启示——中国应如何深化改革养老保险制度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一次将改革日程摆在各国面前。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国为应对老龄危机和改革福利制度已经做出了极大努力,有些国家甚至还付出了沉重代价。综观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经验和教训,未雨绸缪,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应深化改革。     

围绕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争论

虽然连续几年来美国社会保障收支形势始终很好,连年盈余,但是,早在几年前,美国社会保障署就开始在其每年的“年度公告”中连续发出预警。2002年3月份的“2001年公告”再次警告说,美     

英美福利制度的一场革命：大学产业化改革——兼论对我国高教改革的启示

中国的高等教育既是一个公共产品，又是一个低收入群体难以接受的公共品。因此，适当做些改革是十分必要的。西方国家大学的平均入学率在50％左右，这么高的入学率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具有比中国更大的公共品意义。而我国的大学入学率不足20％，因此，很难说它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产品．因此，在今天的情况下适当进行分类收费、加强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制度改革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