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与企业家参政议政

本文利用来自广西柳州的企业和企业家调查数据,考察了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我们发现:(1)来自规模大、历史较悠久企业的、年长的企业家更可能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同时,企业家的性别、教育水平和户籍性质都不显著影响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2)企业家如果是共产党员或者民主党派党员更可能参政议政,与共产党员身份的企业家相比,民主党派身份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概率更高;(3)企业家父母的领导干部身份使其更可能参政议政,其作用介于党员和民主党派身份之间。本文的研究显示,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正在凭借经济实力以及个人的政治身份与家庭背景而获得正式的政治权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不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途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国在促进社会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现阶段社会上还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藉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考虑离婚的动态家庭分工理论及一个提高分工效率的保险机制

将离婚的可能性引入家庭决策是家庭经济学中新的研究方向。本文构造了一个考虑离婚的两期动态家庭分工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由于存在离婚的可能性,市场工资较低的一方将增加其劳动供给作为一种自我保险,以便更多地获得市场劳动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降低在离婚发生时的经济损失。对离婚可能性的考虑导致了动态决策中家庭分工的低效率,而针对家庭稳定性的保险机制则被证明可以纠正这种效率的扭曲。     

产业转移与集聚都需要市场逻辑——解读“十二五”规划

在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受到制约、土地农转非指标严格按地区配给的非市场化前提下去判断产业是否应该转移,其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够令人信服     

产业再造的“政策化运动”

从东亚经济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来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长与起飞往往伴随着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金融危机过后，产业政策尤其是支持与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成为各国试图尽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重要手段。     

合作博弈的企业转制及其对制度和增长理论的含义

本文以一个合作博弈模型解释了中国乡镇企业转制的一些经验观察,认为管理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转制的成本是影响企业是否转制的关键因素,而企业转制时资产转让的价格则取决于包括双方谈判能力、税率、转制成本等在内的一系列外生因素。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制度的内生性、耐久性和路径依赖性。我们还将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是导致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而制度的变迁则能够改变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两者在影响经济增长时是相互作用的。     

如何提高农贷资金的经济效益

最近召开的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着重对提高农业信贷资金的经济效益问题,进行了讨论。怎样衡量农业贷款的经济效益?讨论中,许多同志认为,信贷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发放的贷款是否扩大生产了符合社会需要的商品,并节约了生产和流通费用,即在生产或流通中取得了应有的或者较好的经济效益。二是贷款能否按期收回,不断的加速资金周转。还有不少同志认为:     

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转型中的最优转型路径(或速度)是如何被决定,又是怎样地影响国有企业的重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的。这正是Roland(2000)所强调的转型经济学中的"大规模部门再配置的动态分析",然而,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中这种部门再配置并非建立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之上,而是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管制(如就业管制)的结果,本文通过一个动态模型研究了在这一机制下的最优转型速度、企业重构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

国内市场分割不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构造出度量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发现中国国内商品市场总体上处于趋向整合的状态。随后,我们将这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1985—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开放、国有企业就业比重、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地区间的技术差异和地理距离对于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并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开放上。研究发现,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经济开放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分割,但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能够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而国有企业就业比重和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基于模型的预测表明,未来在一些省份国内商品市场分割有加剧的可能性。     

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和分工的效率损失

本文中的策略性劳动分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有时不选择分工,并造成社会产出损失。由于在高技能部门里存在“干中学”效应,低技能者如果背离比较优势而从事高技能部门的生产,就可以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谈判地位,甚至可能逆转自己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个人理性的选择却可能导致社会的产出损失。这个模型的一个意外而合理的含义是,在策略性的劳动分工决策中,如果未来一期由交易关系瓦解而造成的损失足够小,那么,交易成本的减少也可能导致当期分工的恶化。但我们的模型也包含了交易成本下降可能促进分工这一既有理论中的特殊情况。这个模型有助于理解在国际贸易、国内区域间分工和家庭内分工中广泛被观察到的低效率现象及相应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