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耗率”在目标化一井一策技术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曲堤油田开发的不断深入,自2009年以来,曲堤油田以油（水）井单井分级承包体系为运行基础,以《“一井一策”精细管理方案》作为运行平台,探索创新实施分层级“一井一策”精细管理模式,把精细理念融入到油田开发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针对油水井所处的不同开发单元、开发阶段、井身结构和产出液性质等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和工作制度,基本实现了油水井运行参数最优化、井筒潜力最佳化、运行成本最小化、经济效益最大化,进而推动了精细管理从表面化向规范化、从地面向地下的不断深入,为公司整个原油生产的平稳运行和成本的有效控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从技术管理的角度出发,引入了“降耗率”的研究,分别来简化并定量描述油井生产运行状态,建立采油地质和采油工程的生产管理指标,以期实现“一井一策”的目标化管理。     

发展粮食产业化大型龙头企业

本文从江苏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现状入手，概括了现有龙头企业在带动粮食产业化经营中的一些成功做法，指出了影响现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不利因素及存在问题，剖析了粮食行业培育和发展大型龙头企业的机遇及有利条件，旨在证明粮食行业有基础、有优势通过培育和发展大型龙头企业，在粮食产业化经营中大有作为。同时从粮食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着眼，提出了培育和发展大型龙头企业的思路，并围绕这一目标，结合粮食行业的现实与基础，探讨了粮食行业立足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利用外力，培育和发展大型龙头企业的途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

研究目标：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碳排放水平;金融业专业化集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本市或相邻城市均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显著提升了相邻城市碳排放水平;大城市、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从而导致其碳减排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创新：区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价值：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破解“稳增长、促减排”两难困境,有效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量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显示：OFDI对第一产业影响显著为负,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OFDI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鉴此,要顺应OFDI新变化,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更加合理、有效地进行对外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以价值为核心的元服务模型

抽象出不同服务行业共性特点的元服务是一个多维系统。以往构建的元服务模型只能从某些方面描述元服务,不够全面,无法描述其动态性和主观性。采用本体论和目的论,并结合系统思维的结构-系统范式,提出由5条原则构成的包括分析和描述方法在内的元服务建模方法。基于该方法,构建服务价值实现保障系统模型、价值主张过程模型、价值动态实现过程模型;综合这些模型,得到了一个以价值为核心的元服务模型。该模型是一个描述服务主体、过程路径、价值之间交互的集成模型,能描述元服务的动态性和主观性,可作为多方交流工具、服务设计分析工具和服务创新整合工具,而且为元服务的形式化描述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服务的深入研究。     

政治关联、两权分离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09—2013年家族企业为样本,分析家族企业两权分离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对于家族企业两权分离度和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越大,家族企业盈余质量越低,盈余管理水平越高;政治关联对于家族企业两权分离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存在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两权分离度对盈余管理的作用越弱,企业盈余质量越高。     

企业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变化与中国企业出口

通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和EIU数据库的宏观数据,分析企业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变化和波动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且探讨汇率变化、汇率波动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联合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对出口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则有显著的负向冲击。人民币汇率变化和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以及汇率波动和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上市公司中生产率更高的出口企业在面临汇率变化和汇率波动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政府审计能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可靠性吗？——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结果公告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A股中央国有上市公司2012—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将审计署实施的审计监管事件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中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审计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的可靠性水平,这一结论在全部并购重组样本中和剔除业绩达标在5%以内的样本后均得到了有效验证,且经过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能够通过“监督”效应和“增量”效应促进国企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可靠性的提升,但并没有对未接受审计的同行业企业起到很好的“溢出”效应;（3）在业绩承诺到期后的经济后果上,政府审计显著提升了业绩承诺达标企业的长期绩效表现,同时降低了其商誉减值风险,但对于业绩承诺未达标企业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