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逐：制衡抑或共谋？——我国上市银行股权特征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特征的视角,以2000-2011年中国13家上市银行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大股东间利益驱逐的行为抉择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绩效具有显著的负作用;并且,随着股权集中度增大,对银行绩效的削弱能力就越强。股权制衡度与银行绩效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利益驱逐不仅具有制衡作用,而且存在＂利益共谋＂的可能性。因此,应规范大股东资本市场运作行为,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健全中小投资者＂参政＂网络渠道。     

信任环境、政企关联与企业捐赠 ——基于企业所有权的视角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企业所有权视角对信任环境与企业捐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且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信任环境与企业捐赠显著负相关,即制度环境的改善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捐赠的代理问题得到缓解,但在根据控股股东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上述现象仅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政企关联削弱了信任环境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加剧了捐赠的代理问题,但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非国有控股企业之所以甘愿承担政企关联所带来的更严重的捐赠代理成本,原因在于其主要想通过政企关联来发挥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以达到获取政府补贴的目的,而这种现象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并不存在。     

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周期性行为研究

运用我国5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5-2014年度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单步系统GMM估计,论文研究了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审慎监管压力和股权异质性结构特征对资本缓冲周期性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商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呈现负相关,即资本缓冲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而处于审慎监管压力下的城商行,其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特征较其他城商行有所减弱。此外,股权特征中控股性质和有无境外投资者持股可以影响城商行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行为,但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对于城商行而言,要加强银行体系的建设,建立“缓冲资本池”,并执行监管部门的审慎政策,以保持自身的稳定。     

"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证据(CPES)

如何在政府和企业间关系中寻找一个适宜状态,实现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新增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提高民营企业家地位和完善企业治理制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相对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无政治联系和未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中,"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合作建策能为企业获取更高质量的政务环境,说明合作建策也对增强政府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增强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信息互通,提高民营企业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共商地方事宜"将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本文的研究从一种战略整合的视角考察了政企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相关研究,而且还拓展了以市场为核心的战略管理,为企业进行"二元"战略互动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     

平台的力量：设立研发平台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研发平台的设立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转型升级背景下，是否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在创新平台的多边网络结构下，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框架并综合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新动态能力的视角，使用2018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系统探讨了企业设立研发平台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设立研发平台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在运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设立研发平台的级别越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越好。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平台影响企业创新的核心作用在于能为企业带来政策协同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发现，设立研发平台的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更具引领性和自主性，具体表现为更可能采取引领型技术定位、自主研发型技术来源等战略。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研发平台的结构—行为—绩效的作用机制和结果，丰富了平台创新的微观领域文献和理论脉络，为优化企业研发平台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大企业内部创新投入提供了实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