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建省十八年金融生态环境的演变及深层次思考

本文试图从研究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和外延入手,通过对独特背景下海南金融生态环境的历史和现状的实证分析,有针对性地从区域角度提出营造绿色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区域金融稳健发展的新思路,旨在为全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探索一条通过着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吸引资金、促进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的新路子提供借鉴。     

区域金融合作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间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区域经济的差异为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本文分析了区域金融合作的原因,区域经济合作对区域金融合作的要求,并对现有的区域金融合作形式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了区域金融合作中应关注的若干问题和建议。     

昆明国际评估论坛外方演讲综述

在昆明国际评估论坛上,包括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维拉主席在内,外方共有16名代表发表了演讲,现综述如下:     

银行信贷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工商银行构建金融支持体系服务江苏产业结构调整的设想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江苏“十一五”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环节，而高效的金融支持体系是确保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基本条件。本文分析了银行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互动关系，考察了国内外银行调整产业结构的成功经验，围绕江苏产业结构现状及其“十一五”时期产业发展远景目标，提出了工商银行引导区域产业合理布局、促进金融产品组合创新、优化行业资金结构、开辟新的信贷市场领域、实现客户结构战略转型等支持江苏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路径；并剖析了银行在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进一步提出了工商银行按照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深化改革的内部措施和构建金融生态环境的外部建议。     

武汉担当中部崛起“龙头”的金融对策研究

党中央从统筹区域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型城市，担当中部崛起“龙头”既得天时，也有地利，更具人和。银行作为金融部门，支持武汉担当中部崛起“龙头”责无旁贷，其主要措施是：集合金融资源，积极支持武汉实施城市联动战略；加快金融体制创新和业务创新，积极探索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中部开发银行和中部发展银行，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在武汉市进行信贷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尝试资产管理公司与政府合作处理不良资产，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等；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信贷政策对产业政策的敏感度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支持的方向和力度。     

国内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

按照入世协定书中的开放时问表，我国在入世5年后也即2006年底将实行金融业的全面开放。本文认为，我国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将对国内商业银行带来深远影响：一是在政策层面，经济政策、金融政策、配套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将使金融业的进入门槛降低，从而带来竞争主体的多元和竞争的更加市场化；二是在市场层面，客户的金融知识的普及和客户的议价能力的提高造成客户对银行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三是在竞争层面上，竞争主体、竞争模式和竞争手段的改变将使银行业面临更为复杂的竞争局面。为应对上述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根据不同情况，综合运用不同战略，以期达到持续发展的目标。     

建立我国基于风险控制的企业年金监管体系

在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启动后，为防范企业年金基金管理风险，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方法。本文提出建立我国基于风险控制的企业年金监管体系，该体系是基于风险的金融监管理论在企业年金领域的应用和实践。建立基于风险的企业年金监管体系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即确定企业年金的监管架构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模式；建立统一的风险监管平台，开发统一的企业年金风险监管系统，统一企业年金监管风险管理工具和风险指标，形成支持协同监管的技术系统平台；完善规章制度体系，凄定监管基础；切实严格执行管理机构的准入制度，形成优胜劣汰良好机制。     

产业集群、区域经济与金融深化——金融支持中国戴南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

积极实施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业化致富农民，城市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功经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中国戴南产业集群发展的轨迹，剖析了戴南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特点以及制约集群进一步发展的金融瓶颈，提出了金融支持戴南产业集群发展的构想，着重指出了转变观念、创新机制、组合产品、完善体系等四个方面金融支持的新路径，为金融助推产业集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模式。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发展：分业还是混业？

中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可界定为跨业经营,再加上金融企业资产的弱专用性,因此现有金融管理体制下存在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空间。但本文分析认为金融控股集团的经营前景不能确定,应积极、审慎地发展。     

巴西、阿根廷税法体系及借鉴

巴西、阿根廷税收立法层次高,以宪法规定税收权力和税收立法的主要方面,并以国家税收法衔接宪法和税法。两国税种设置较全面,按照联邦、州或省、市三级分别设立税种,各级政府的税收配置也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