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政策对吴起县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C—D生产函数模型思路,运用索洛增长方程式,对陕西吴起县退耕还林后农民收入的增长情况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吴起县农业生产各要素收入弹性的影响,结论是吴起县的退耕还林政策有效的改善了各生产要素的收入弹性,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农民收入。     

基于ESDA-GWR的粮食单产及其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在耕地面积扩展有限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粮食单产的区域差异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31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借助ESDA和GWR模型,结合我国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及其经济发展类型,揭示我国粮食单产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9—2008年,中西部地区粮食单产的增产对全国粮食产量的贡献越来越显著,75%的粮食单产增长潜力较大的区域集中在中西部;粮食单产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各省域粮食生产重心发生移动,由传统的＂东部为主＂逐渐＂北上西进＂,向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省份集中;不同区域粮食单产的驱动因素呈现为一种非均衡联动的局域性特征,化肥施用量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在两个时间断面中差异最大,1999年回归系数全为正值,而在2006—2008年出现负值,这表明部分地区化肥对粮食单产的边际效应已经达到递减阶段。因此,应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当前粮食单产的现状和驱动因子的效应机理,积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异质性能源消耗强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解——基于四川省可比价能源投入产出表

基于2002—2007年四川省可比价能源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四川省6部门的异质性能源的完全能耗系数的变化趋势;采用因素分解法,将能耗强度总量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直接能耗变化、产品技术变化和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并分析了不同因素对能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2002—2007年间,除农业外,其他产业部门的煤炭完全能耗系数均呈下降趋势;除了建筑业的天然气完全能耗系数呈上升趋势外,其他产业部门的该系数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最终需求结构变动促使各类能源的消耗强度总量呈正向变化;直接能耗变动是影响4类能源的消耗强度变动的最主要因素。     

基于稳定分布条件的GARCH模型研究

本文应用GARCH模型对1995～2008年的沪深A股指数收益率序列进行分析,对正态分布、学生t分布、广义误差分布以及稳定分布下的GARCH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基于极大似然准则和AIC信息准则下,新信息服从稳定分布的GARCH模型优于其他模型。     

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解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所有制、资本投资、技术等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约为45%,所有制的贡献在20%以上。因此在治理措施上,实施教育均等化,提高教育回报率,开放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推行劳资谈判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成因及防范策略

中小商业银行在保持高利润前提下产生流动性风险与其资产负债业务构成的不对称性、业务拓展的不均衡性以及主动负债能力弱、市场竞争力弱等特点密不可分,在市场经济不断推进、银行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中小银行应进一步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优化负债与信贷结构,深化网点建设,加大货币市场参与力度.     

土地法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

土地法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存在着互动的辨证关系。一方面,土地法的演变源于中国社会和农村的深刻变革,各种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力量催生中国土地法律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社会在土地法的推动下不断迈向现代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分层、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农民行为模式和心理习惯等,是这种关系展开的不同层面。迄今,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仍在继续。     

资金的有效利用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途径

融资问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而资金的使用效率则直接影响老工业基地融资。从资金效率的角度分析东北地区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存在的问题,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途径进行了探讨。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问题探析及对策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过度负债、资本结构不合理已成为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障碍之一。本文试图在系统分析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明确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总体目标及制度改革对策。     

组织内部信任-理性控制最优模型的建立

信任一理性控制程度的变化在组织的不同群体中会引起收益、成本、风险及员工行为变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信任对于组织中不同群体的价值有所不同，从而也使不同群体的最优信任水平有所不同。群体的工作性质、拥有资源对组织的价值以及组织对其的依赖程度等，都会影响到组织应达到的最优信任一理性控制程度。影响信任产生的因素会使组织现实的信任水平与最优信任水平不一致，必须通过重构信任关系或重新寻找合作对象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