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城市矿产”的发展

2011年,我国决定用5年时间在全国建成30个左右技术先进、环保达标、管理规范、利用规模化、辐射作用强的"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同时推动报废机电设备、电线电缆、家电、汽车、手机、铅酸电池、塑料、橡胶等重点"城市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规模利用和高值利用。在此背景下,通过介绍"城市矿产"的提出与含义,揭示了我国发展"城市矿产"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现阶段"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其发展的经济效益和建议措施。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为例

文章基于上海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就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相联系.具体而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提升都有显著影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有积极作用,但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而交通运输仓储争邮政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影响的替代效应高于促进效应.最后,指出了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提升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

本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与养老金缺口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概要的分析，并讨论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本文认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今后20年左右劳力资源丰富、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仍然较低的“人口红利”机遇，大力发挥我国在劳力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努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2025年之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严峻挑战以及扭转出生性别比与女婴死亡率大幅超常偏高的危险倾向。     

海外应收账款拖欠问题研究

海外应收账款拖欠问题正日益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障碍。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海外应收账款拖欠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企业缺乏全面的信用管理体系,没有正确认识欠账的风险和成本以及现行的外贸体制等原因。最后本文从内外两个部分提出了解决措施,主要是企业要建立全面准确的信用管理系统以及改革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等。     

驰名商标法律制度辩正

商标功能的演变,导致商标法的既有制度设计遭逢挑战。驰名商标法律制度就是适应商标法的变化和调整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补充性、策略性的法律制度。驰名商标法律制度的设计是,坚持商标法在商标私权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所划定的界限不变,而对特殊侵权行为启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程序进行个案处理。驰名商标在本质上是商标所呈现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的结合,这也是驰名商标“被动认定、个案保护”以及其它认定原则的基本依据。为避免对驰名商标法律制度的误解和制止滥用驰名商标,有必要在认识上正本清源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国保险企业组织生涯管理问题探讨

组织生涯管理是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兴起的、颇受人们关注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项新内容,体现了一种全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模式。本文从组织发展战略和员工的培训与开发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保险企业组织生涯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试图为促进我国保险企业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水平的提升,以达到企业与员工双方“双赢”效果提供有益的借鉴。     

基于ANP的农产品虚拟物流伙伴选择

农业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保证,然而由于我国农产品生产分散,农产品物流水平不高,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建立农产品虚拟物流组织,整合现有的物流资源,能够有效减少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损失,充分发挥物流的增值功能。基于网络分析法建立的BCR模型,在农产品虚拟物流伙伴的选择上,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价值。     

“法治湖南”建设中的检察职能思考

＂法治湖南＂建设已取得巨大成效,但仍存在民生工作基础薄弱、＂唯GDP论＂、社会管理工作机制建设滞后、司法队伍公正廉洁建设不足等诸多问题。检察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具有化解矛盾、保障发展、监督权力等重要制度价值,＂法治湖南＂建设从强化自身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矛盾化解与社会管理创新等重要领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需求。应围绕＂法治湖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围绕＂法治湖南＂对和谐稳定的需求强化矛盾化解职能,围绕＂法治湖南＂对司法公信的需求强化执法规范职能,有效服务法治湖南建设大局发展。     

科技英语翻译人才需求研究

科技英语翻译融合了科技翻译人员的英语知识、汉语知识、专业知识和翻译理论与实践。目前,我国四类企业的科技翻译人才的学历、职称、专业化程度偏低。高校在英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要考虑社会的需求,加强专业针对性和翻译实践的教育。     

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计量研究

以抗战时期历年货币发行量为解释变量,以抗战时期物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对货币的发行量和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作为解释变量的货币发行与被解释变量物价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１４１２７,即货币发行量每增长１％,物价指数上涨１４１２７％,这表明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是货币因素。但国民政府却主要通过物质供需平衡来治理通货膨胀,没有采取严格控制通货发行来管制物价,治理措施严重失当是造成物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