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计划——基于农地转出与农地转入视角的综合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数据,研究了农地流转对农村家庭养老计划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虽然对农村家庭制定养老计划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有养老计划的农村家庭,农地流转可以显著改变他们的养老计划方式。渠道分析表明,农地转出主要是通过弱化传统养老保障和促进非农经营活动参与的机制对农村家庭通过自己储蓄和投资的养老计划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而农地转入则主要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和提升农业经营抗风险能力发挥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地流转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较低及流转面积较高地区的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估计及更改模型设定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实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为推进我国农地流转、健全发展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事业单位财务人员考核的改革与重建

在我国的事业编制企业管理单位中,财务考核是考察财务人员工作效率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财务考核中的制度与量化考核方式越来越不符合当今财务部门员工管理的发展需要,所以急须对事业编制企业管理单位中的财务考核的改革与重建进行探讨。本文将针对当前财务考核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对事业单位中财务制度和财务人员量化考核进行探索。     

人民币进口汇率传递效应及国外出口商定价能力——产业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局部均衡框架下建立了引入进口关税的成本加成模型分析国外出口厂商的定价行为,并构建了我国各产业的进口价格、名义有效汇率和国外出口商生产成本指数,利用分布滞后模型首次对各产业的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各产业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都存在很大差异。以采掘、皮革、冶金和纺织为主的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价格传递弹性普遍较高,甚至超过具有高附加值的机械产业。资源类中以进口稀有金属为主的采掘业长期传递弹性最高。短期内,几乎所有产业的外国出口厂商都会通过调整成本加成来吸收汇率变动;而在长期,汇率变动基本上对各产业进口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传递,尤其资源类产业更倾向于采取生产方货币定价方式。结果表明我国一方面可以通过汇率升值提高购买力,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则强烈需要改变现有高耗能的增长模式。     

中国1987～2006年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判断与测度

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状况的判断,一直是研究的难点和热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动态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季度的金融脆弱性指数,对我国1987—2006年的金融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估与判断,并对主要风险来源和演变过程给出分析。主要得到如下几点结论:一、在过去二十年中,约有20%的时间是极度脆弱的,主要表现在1994年以前。二、金融脆弱性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在1999—2002年表现出上升趋势。三、不同风险演变路径不同。1987—2006二十年里,流动性风险是主要风险来源,但其呈显著下降趋势,而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并没有下降趋势,相反自2005年开始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这些结论也与定性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影子银行业务如何影响表内存贷款业务——基于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业务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7年中国35家商业银行的表外理财业务研究了影子银行业务对银行表内存贷款业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负债端,理财市场可自主定价的利率迫使存款利率上浮,但是商业银行个体的表外理财业务规模显著减缓了上述不利影响.在资产端,表外理财业务通过干扰表内信贷风险结构的优化调整,进而增加了表内信贷业务的潜在风险.     

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坚持走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发展道路

<正>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2023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全球金融危机中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与基金业发展——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观点综述

2009年12月2日,由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市人民政府和资本市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在深圳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金融危机中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与基金业发展。来自海内外基金业、券商与基金托管业的嘉宾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中资本市场制度变革、基金业制度和产品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去杠杆政策下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分化及其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北大核心

在去杠杆政策背景下,2021年中国恒大等26家百强房企陷入财务困境,探究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百强房企及其所属的1044个楼盘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三道红线”(去杠杆政策)对房企销售的影响及其原因,进而从经营视角解释了房企的财务困境。研究发现,“三道红线”显著提高了国有房企的销售额,降低了民营房企的销售额。楼盘层面的数据能较好地控制住房需求因素的影响,也支持上述结果;在对两组样本进行匹配或者重新分组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三道红线”主要通过限制房企的融资而限制了可售存货的供应和销售的增长;此外,在购房者认识到房企的债务风险后房企的档次也能作为一种风险识别信号抑制购房需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去杠杆政策下过严的融资限制会恶化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反而提高企业的债务风险。这为现有政策的优化和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