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施工企业目标成本问题与对策分析

以某建筑施工企业为例,笔者分析了该企业在成本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文章对于指导施工企业进行合理的目标成本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为相关人士参考。     

大数据思维下实现精准税务监管的思考与探索

实施精准监管是强化税务监管效能、提升税收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但传统税收征管模式下的税务监管现状与实现精准监管的目标愿景之间仍存在不小差距。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税务监管在岗责体系、数据基础、方式手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税务机关要进一步提升监管水平,必须运用大数据思维思考和探索优化组织架构体系、夯实数据资源基础、发挥精准分析作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对税费管理对象的分类精准监管。     

企业会计准则第10号——企业年金基金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会计准则与38项具体会计准则的会计准则体系,并于2007年1月1日先行在上市公司正式实施。它的发布标志着中国会计准则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为了指导广大读者学习新的会计准则,本刊从第4期起开设了“准则解读”栏目,约请对会计准则有专门研究和具体实践的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系统介绍、解读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及与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异同,供读者参考,欢迎发表见解。     

顾客营销的原则与实施

以顾客为中心、全方位顾客个性需求为内容的顾客导向是保持顾客忠诚的新理念。本文以顾客营销研究为主题,对顾客营销的内涵、顾客营销原则及顾客营销的实施进行了论述,从而达到企业保持和提高顾客忠诚度的目的。     

基于网络文本的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形象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旅游网站、旅游软件、社交平台等获取关于广西桂林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文章以游客发布的关于桂林的网络游记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ROST CM6.0软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选取的游记进行高频词汇分析、网络语义分析、情感分析等,并对游客感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从而了解游客对桂林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情况,分析桂林旅游业的优势和不足,并指出如何有效利用新媒体工具整合和推广旅游资源,旨在使桂林旅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优化桂林的国际旅游胜地形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区域中央银行工作的新路子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已     

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稳健统计关系若干问题

本文研究了传统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关系实证研究中的缺陷,包括不同规模单一组合的无放回逐一随机抽样相对无放回组合随机抽样的缺陷,不同规模多次组合的组合标准差放回简单随机抽样相对无放回简单随机抽样的缺陷,并给出了组合标准差放回和无放回简单随机抽样样本容量的确定公式。最后,文章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结论。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正>《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新准则”)主要是规范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新准则”基本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在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上与1998年6月24日颁布、2001年1月18日修订     

降碳减污协同效应：区域差异与协调路径

实现美丽中国与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降碳减污协同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径之一,促进降碳减污协同的区域协调发展,更有利于在全国范围有效推动这项工作。基于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降碳减污协同效应;利用泰尔指数、β收敛模型估算了降碳减污协同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态势;采用面板数据Tobit模型,估计了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污染治理设施等因素对各区域降碳减污协同度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论主要有：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降碳减污协同度较好,中部地区的协同度较低且趋于恶化;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份的降碳减污协同度较低;降碳减污协同度的全国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内部的差异;东部和东北各省的降碳减污协同度的差异呈现收敛态势,而中部和西部各省呈发散趋势;能源结构、污染治理设施等因素对各区域的降碳减污协同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类别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促进降碳减污协同的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土地管理困境：委托—代理的视角

本文运用控制权理论,构建了一个“委托方—监督方—代理方”三层次的理论框架,对我国土地管理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尽管中央政府通过控制权分配,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用地行为,以期达到保护耕地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变通、合谋等隐蔽形式敷衍、软化土地管理的各项规定,使保护耕地的“刚性”约束变为“软约束”,最终陷入土地管理困境。本文引申出的重要启示,中央政府建立的激励约束机制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完全改变地方政府的以地谋利行为,应该赋予农村集体更多土地财产权利,从根本上降低地方政府以地谋利、以地生财的空间,进而化解土地管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