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民自治与社区管理

本文在对我国村民自治历程回顾的基础上,认为推进乡林民主政治的真正难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权力生成机制以及精英阶层对农村社会稳定的担忧。而乡村公共管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大量乡村公共部门为收费而存在,没有为农民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服务。文章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并提出应将村民自治制度函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推动乡村民间组织发展等建设。     

农地征用制度改革是个根本问题

农地征用制度改革，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农民收入增收、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其改革的方向是，在土地转让中保障农民的利益，给农民合理的补偿，并使这种补偿能够支持失地农民向城市转移。     

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

以改进GP指数衡量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水平,从知识产权执法的执行能力与执行意愿角度,构建了测度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三级指标体系。定量计算了入世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强度指数ELS,结合改进的GP指数IGP,测度了我国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结果发现,我国实际的保护水平介于立法水平指数与执法强度指数之间,并呈平稳上升趋势。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指数与中国专利申请数、商标和版权申请数进行相关性检验,验证了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结果的合理性。     

应建立不同的农地征收补偿机制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改革除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定征地款的使用方式等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性变化外,还应在征地范围上做到"两个区分":一个是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另一个是重大公益性用地和非重大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只有重大公益性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才可以通过征收办法将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至于非公益性的商业占地,应按照自愿原则,让当事各方讨价还价,农民直接参与,如果农民不愿意就不征了。尽管公益性     

解答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世纪性难题

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型要完成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一是把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降下来,如降到5%以下,从而为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提供生产力基础,以提高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二是把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下来,如降到20%乃至10%以下,在高度城市化基础上实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人民正在为此艰苦跋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农民工而不主要是农村家庭进入城市,但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大量农村家庭完整地进入城市.     

今后农村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

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个比较富于进取精神的、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浮出水面。两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2005年的一号文件明确表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技术创新门限效应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2年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视角,对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异与知识产权保护门槛。不管以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以技术差异作为门槛变量,加强研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各省区技术创新水平。     

通过组织创新帮助农民走向市场--读张晓山等著《联结农户与市场》

依照成熟的经济理论 ,在中国农村广泛进行组织制度的创新 ,至少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农业的微观经济效率。然而 ,恰恰在这一点上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操作层面上看 ,人们的认识还很不统一。这当然不是因为“理论”不存在 ,而是因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对理论产生了怀疑 ,或者是人们出于“现实”的考虑 ,需要找出理由来怀疑“理论”的普遍意义。中国的现代改革被认为最早发端于农村 ,但也就是在中国农村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改革谜团。例如 ,农业经济中的服务合作社的普遍存在 ,在理论上证明是有效率的 ,但在中国现实中却偏偏很难发展这种服务合作…     

土地制度对农民的剥夺

由土地制度的问题对农民造成的“制度性”的利益损害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中国社科院的党国英教授算了一笔细账。那么,如何摆脱农民土地权益严重受损的现状?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本刊选登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内蒙赤峰市市长徐国光和曾任10年乡党委书记的张新光三位有代表性的观点,以期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