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如何影响旅游服务贸易——基于“第三方市场效应”的研究

本文分析汇率变动对旅游服务贸易的微观影响机制,发现本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对旅游服务贸易产生"第三方市场效应",即一方面提升本地至目的地出境旅游服务贸易,另一方面降低本地至目的地以外的第三方旅游服务贸易,带来"跟着汇率去旅行"的行为模式。本文采用1985—2010年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本币汇率升值不但从"集约边际"显著增加了对原有目的地的旅游金额,而且从"扩展边际"显著提升了向新目的地出境游的概率。进一步采用包含详细目的地和来源地的中国出入境旅游人数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从旅游人数角度也验证了"第三方市场效应",这说明汇率变动显著地通过影响自然人的出境选择来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的金额。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产品竞争模式、税收调整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将质量竞争与价格竞争两种竞争模式纳入多产品企业模型，以出口退税为例，分析税收调整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生产同质化产品的企业与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在产品定价和竞争模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差异化产品企业遵循“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种类，价格越高”的定价规律。因此，出口时趋向采用质量竞争模式；与之相反，同质化产品企业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定低价，出口时趋向采用价格竞争的模式。退税率提升时，质量竞争企业内部核心产品的价格优势进一步得到加强，助推其质量升级。与之相反，价格竞争企业核心产品的内部相对优势被削弱。本文匹配2002-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验证了以上理论命题。     

广东经济学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笔谈（二）

为进一步推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南方经济》编辑部特邀请广东经济学界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围绕“二十大”报告中涉及经济建设的重要部署，以系列笔谈形式，开展研究阐释。本期为系列笔谈的第二期，邀请来自广州大学傅元海、刘啟仁，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岳芳敏、郭惠武，华南农业大学胡新艳、张沁岚共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绿色发展、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等主题，畅谈各自的观点与体会。     

央地退税分担与企业采购的区位选择

税收统一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推进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本文利用退税央地间分担机制改革的拟自然实验，基于企业跨区域采购行为的视角，研究中国税收负担在央地间重新分配的外生冲击政策如何影响上下游企业间的区域合作关系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通过构建上下游企业间采购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采用2009—2018年上市A股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退税负担从地方转移至中央时，出口企业的省外采购比上升约2至5个百分点，其中，改革前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的出口企业省外采购比上升约3至4个百分点，且非国有企业、数字技术运用程度高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大的企业省外采购比提高更多，表明税收统一减少了央地政府由于目标不一致给微观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下游企业寻找更为优质的上游供应商，推动更加畅通高效的企业合作，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本文的结论为当前中国政府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税收政策建议，也为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中国内循环体系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微观证据。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两业融合”发展吗?——来自中国制造企业投入服务化的证据

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和区分中国贸易方式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高度细化的企业投入服务化指标,进而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融合”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增加值率,然而这一促进效应更多是通过推动企业使用国外服务、抑制企业使用国内服务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从作用机制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延长生产链条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而人力资本投资则存在一定的负向替代作用。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两业融合”中的“要素替代效应”和“行业扩散效应”。本文结论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并非是“局部性”的,有必要统筹协调相关政策和制度,更好地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税收激励、研发支出与出口绩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改革的聚束分析

推动企业研发是加快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改革，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的外部激励，及其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通过整理2007—201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企业研发支出等财务信息，并核算中国海关数据中的出口产品质量等企业出口绩效变量，发现在最低研发密度认定门槛右侧存在显著的企业数量堆积现象。本文进一步采用聚束分析法（Bunching）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该税收优惠政策显著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支出，促使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推动出口额、产品种类和国内增加值率显著增长，夯实了企业研发的出口规模效应。采用次优的操纵区间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还表明，“一刀切”的认定标准造成了财务操纵空间，对于处在税收征收力度较小地区以及没有隶属关系的企业，虽然账面上的研发支出有所增加，但财务操纵动机阻碍了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等研发互补性资产的配套，进而损害了该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口绩效提升效应。本文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改进和执行提供了理论参考。     

减税与退税并举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新动源吗

本文从产品层面增值税税率视角测度了“减税与退税并举”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强度，并采用2002—2013年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利用双向高维固定效应模型验证该政策对企业内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和出口目的国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与退税并举”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助推了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的扩张；随着产品距离的增加，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加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同样促进了产品出口目的国扩展边际的扩张。总的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的新动源。     

智能制造与绿色发展：基于工业机器人进口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引入包含机器人、污染、能源等要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分析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逆概率加权匹配和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能显著降低企业排放强度，减少排放量。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不仅提升生产技术，降低能源强度，还通过减排技术效应，减少每单位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量。此外，内资企业、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内陆省份机器人应用的污染减排效应相对更大。本文为中国实现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