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的动态变迁测度

文章基于1996-2017年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年度数据，运用附加结构突变点的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测度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和时变性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在2008年前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在突变点后，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的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以及高、低平均增长率普遍大幅降低。（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欧盟区域遭受的冲击相对最深，亚洲非盟区域次之。此外，与联盟区域相比较，非联盟区域抵御双边贸易市场剧烈波动的能力更加有限。（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的双边贸易周期普遍表现出收缩惰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效应”（1996-2000年）、强势扩张的“WTO效应”（2001-2007年）、宽幅震荡的“全球金融危机效应”（2008-2012年）以及“V型”复苏发展的“‘一带一路’效应”（2013-2017年）。（4）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动态演化特征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同时，沿线各国经历双边贸易扩张以及收缩的时点、持续期、累计时间普遍存在差异。协同性程度指标进一步显示，沿线各国与整体双边贸易周期的协同度普遍较高，且突变点后沿线各国与整体的协同度普遍高于突变点前。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缩小了地区经济差距吗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收敛呈现以2013年为节点先快后慢的变化趋势。基于包含产业结构变迁的三部门Mankiw-Romer-Weil扩展收敛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迁整体上能够促进省际经济收敛,但存在产业异质性;劳动力流入工业在短期内对收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流入服务业难以促进收敛。进一步研究表明,1998—2013年,相较东部地区以农业劳动力流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迁,中西部地区以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缩小,从而加快我国整体经济收敛;而2013年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方向与东部地区逐渐同步,均以农业劳动力流入服务业为主,省际经济收敛速度放缓。     

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检验与识别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线性和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传统凯恩斯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以及信贷传导渠道进行了检验和识别。结果发现,传统凯恩斯利率传导渠道在整个样本区间内都是有效的。金融危机后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中股票价格传导渠道和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有效性明显增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监管,规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不仅关系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自身发展,还关系到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因此需要高度关注。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组合下的财政支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识别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并将其嵌入DSGE模型以测度财政支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货币、财政政策随着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组合模式;(2)在不同政策组合下,财政支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3)金融危机时期,AM-AF组合下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消费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导致通胀、债务短期内持续上涨,不及PM-PF与PM-AF的组合效果。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特征的国际对比研究

以探究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特征为出发点,选取资源进出口国家、持有大量美国外债国家以及与美国合作紧密的发达经济体这三类样本,运用TVP-VAR模型研究美国量化宽松与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溢出效应特征。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单一、边际进口倾向与出口乘数偏大的国家在面临货币政策外溢冲击时表现得最为脆弱;外汇储备结构缺乏灵活性、美元资产占比过高的国家也会面临严重的资本缩水风险,而资本管制一定程度上能规避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冲击。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稳步启动的同时也要谨慎防控美国货币政策的输入性风险,更加重视科研创新,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减少对于进口的依赖;完善货币篮子结构,避免以巨额外债和国际热钱作为核心外汇储备,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继续加强资本管制,努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高汇率双向波动弹性。     

央行沟通的有效路径：基于内容与形式的识别

基于包含信息摩擦与信念冲击的理论分析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基本面冲击提高预期宏观经济指标偏差,信念冲击降低预期宏观经济指标偏差,并且基本面冲击主要作用于实际宏观经济指标,而信念冲击主要作用于预期宏观经济指标。进一步地,利用大数据文本识别技术识别央行以书面形式与口头形式沟通的内容,从而辨识央行沟通的有效作用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央行沟通能够通过调节微观主体信念,间接作用于预期偏差。其中,书面形式沟通与有关经济基本面的叙事适用于调节产出信念,口头形式沟通与有关货币政策倾向的叙事适用于调节通货膨胀信念;书面形式沟通对预期偏差的作用效果优于口头形式,有关经济基本面的叙事相较于货币政策倾向叙事更加有效。因此,央行沟通需充分发挥调节微观主体信念与纠正预期偏差的作用,尤其是以书面形式的沟通以及有关经济基本面内容的叙事。     

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特征与利率政策撬动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胀的动态路径似乎偏离了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的变动越来越不敏感,即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本文从非对称的角度出发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异化现象的微观机制,结果发现,产出的负向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系数较正向变动更小,即通胀在经济下行阶段的响应弱于经济上行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产出正处于惯性下跌趋势,该非对称影响机制才是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现象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利率政策能够显著弱化产出与通胀的非对称性,从而调整菲利普斯曲线斜率,有效干预这种非正常经济现象。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应加大稳增长的政策力度,而无须过度担心政策放松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在稳增长的政策选择方面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