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的动态变迁测度

文章基于1996-2017年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年度数据，运用附加结构突变点的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测度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和时变性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在2008年前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在突变点后，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的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以及高、低平均增长率普遍大幅降低。（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欧盟区域遭受的冲击相对最深，亚洲非盟区域次之。此外，与联盟区域相比较，非联盟区域抵御双边贸易市场剧烈波动的能力更加有限。（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的双边贸易周期普遍表现出收缩惰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效应”（1996-2000年）、强势扩张的“WTO效应”（2001-2007年）、宽幅震荡的“全球金融危机效应”（2008-2012年）以及“V型”复苏发展的“‘一带一路’效应”（2013-2017年）。（4）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动态演化特征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同时，沿线各国经历双边贸易扩张以及收缩的时点、持续期、累计时间普遍存在差异。协同性程度指标进一步显示，沿线各国与整体双边贸易周期的协同度普遍较高，且突变点后沿线各国与整体的协同度普遍高于突变点前。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缩小了地区经济差距吗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收敛呈现以2013年为节点先快后慢的变化趋势。基于包含产业结构变迁的三部门Mankiw-Romer-Weil扩展收敛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迁整体上能够促进省际经济收敛,但存在产业异质性;劳动力流入工业在短期内对收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流入服务业难以促进收敛。进一步研究表明,1998—2013年,相较东部地区以农业劳动力流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迁,中西部地区以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缩小,从而加快我国整体经济收敛;而2013年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方向与东部地区逐渐同步,均以农业劳动力流入服务业为主,省际经济收敛速度放缓。     

试论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态势与特征

伴随着世界经济动荡和外部冲击加剧,我国从2003年开始的一轮“软扩张”经济周期接近尾声。我国将从2008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预计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将仍然是“谷峰相杂”的混合型增长周期。2010年我国经济周期的主体轮廓将延续稳定态势,宏观经济调控既要注重局部稳定性和长期平稳性,又要强调短期有效性和长期平衡性。稳健性政策操作将有条件地松动以更有效地进行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双重管理。     

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检验与识别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线性和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传统凯恩斯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以及信贷传导渠道进行了检验和识别。结果发现,传统凯恩斯利率传导渠道在整个样本区间内都是有效的。金融危机后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中股票价格传导渠道和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有效性明显增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监管,规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不仅关系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自身发展,还关系到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因此需要高度关注。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组合下的财政支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识别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并将其嵌入DSGE模型以测度财政支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货币、财政政策随着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组合模式;(2)在不同政策组合下,财政支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3)金融危机时期,AM-AF组合下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消费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导致通胀、债务短期内持续上涨,不及PM-PF与PM-AF的组合效果。     

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态势与成因的动态分析

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来刻画经济周期，一直是经典的经济周期分析模式(Bums和Mitchell，1946)。但随着古典经济周期(正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波动的逐渐消失，增长型经济周期(保持正的增长水平，但是水平高低出现周期变化)逐渐成为经济周期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核心。随着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和持续，一些能够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国家，大都出现了产出波动性显著降低的现象，研究者们由此推断经济周期稳定性的增加是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条件(Ramsey和Ramsey，1995)。一些经验研究甚至还对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降低原因以及产出增长率的周期性分解进行了研究。     

中国实际GDP序列的非对称性度量和统计检验

通过引进表示经济衰退的解释变量，我们检验了中国实际季度GDP序列当中存在的非对称性，说明这些非对称性主要是由模型的非线性结构形成的。实际GDP序列当中的非对称性表明随机扰动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持续性和波动性，因此顺周期与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     

我国股市投机泡沫分析——基于非线性协调整关系的实证检验

近期研究表明投机泡沫具有周期性破灭特性,但传统检验方法无法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特点识别投机泡沫的这种特性,这会对股市泡沫的存在性造成误判.因此,本文引入MTAR模型,通过检验协整残差的非对称调整假设,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否存在泡沫现象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长期来看我国股票价格和其内在价值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对均衡的调整是非对称的,即存在周期性破灭的投机泡沫,且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这种泡沫成分正在逐渐减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深层原因.     

经济增长风险的冲击传导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溢出效应”

在非确定性的经济环境当中 ,我们利用经济增长率的绝对离差、条件标准差和在险增长水平等三种方法度量了经济增长风险和条件波动性 ,然后利用冲击反应函数度量了经济增长水平对于经济增长风险的动态反应 ,并检验了增长水平与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检验结果表明 ,经济风险性和波动性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由此可以推断经济周期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溢出效应” ,较高的经济波动性带来了经济增长水平的“风险奖励” ;同时 ,从经济风险的传导过程中可以判断 ,非确定性因素和突发事件尚未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水平形成显著干预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已经得到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