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货膨胀对中国通胀预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理性预期与预期形成的传染病学模型,将外部通货膨胀因素引入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机制之中,采用MTARDL模型实证检验美国通货膨胀对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通货膨胀在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机制中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其上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催化效果远大于下降造成的抑制效应,而且美国通货膨胀对国内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存在结构性突变,相比于断点前,其影响效果在断点后更加强劲且作用过程趋于复杂化。与此同时,国内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控效果正逐渐下降。研究结果显示,国内货币当局在对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引导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美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同时优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政策效率。     

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

基于GARCH模型测度了我国金融不确定性指数,并在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评估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研究发现,GARCH模型测度的金融不确定性指数与我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比较吻合。其中,金融不确定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期间显著增大。高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为负,并且是总供给冲击;而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为正,并且是总需求冲击。两者相对比可知,低利率环境不仅使得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负效应减弱,甚至使得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效应变为正。     

货币政策与股票收益率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对股票收益率、货币政策以及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线性检验,结果发现三者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平滑迁移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SVAR)刻画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了ST-S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发现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具有显著影响,并存在非对称性,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拉动效应大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抑制效应。而产出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股票收益率并不能完全反应经济基本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两分性。     

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结构性传导与行业异质性

本文运用我国37个工业大类行业PPI数据构建TVP-SV-FAVAR模型,实证研究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下游价格、不同类型行业传导的结构性特征及其行业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PPI和CPI均产生了影响,我国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强度从上游行业到下游行业依次递减,对能源资源密集型行业的传导强度最大,其中上游能源开采类行业的传导系数最高,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传导强度次之,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传导强度较弱。输入型通货膨胀更多向生产环节传导,向流通环节的传导强度弱化,但是会推升流通环节成本降低企业利润。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具有明显的顺周期和“易涨难跌”特征,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阶段的传导强度最大,在平稳阶段的传导强度次之,在下跌阶段的传导强度最弱。我国经济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背景下,政策调控应把握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结构性特征,据此开展分类调控、精准调控、依时调控,综合平衡“稳增长”和“防通胀”目标,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中国沪深股市收益率和波动性的实证分析

沪市和深市股票收益率和波动性之闻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存在股价变化和走势之间的互动作用和示范效应,我们发现两市收益率序列之间具有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它们存在类似的长期趋势成分;它们的短期误差修正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异,这说明它们具有相异的短期波动模式;我们利用 GARCH 模型等非对称性方法发现两市之间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和"杠杆效应",这说明两市资金的流动性约束较低,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较强,两市收益率和波动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性。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

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实现的“软着陆”对应，我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软扩张”阶段。经过近年来的扩张性宏观经济调控，积极经济政策的长期效应逐渐体现出来，形成了对经济增长持续和稳定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由总供给驱动向总需求驱动的转变，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明显增强，在保持较低风险水平的同时，将开始形成新的周期模式和第一轮增长型长波。     

我国价格泡沫成分的形成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由于各种经济因素的扰动和冲击,价格水平往往会偏离均衡约束所形成的基础价格,从而导致各种经济泡沫的出现.文章分析了我国经济运行中泡沫的形成机制和存在性.通过检验我国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价格变化路径上是否存在理性泡沫成分的假设后发现,只有在1983年1月至1989年12月这段高通货膨胀时期价格水平当中包含了泡沫成分,并以此对我国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成因和属性给出了分析和判断.     

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周期波动的非对称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和冲击响应分析等方法，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冲击与实际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并且产出对货币冲击的反应存在着“低度反应”和“高度反应”区制；我们通过时变转移概率方法进一步检验描述非对称反应的三种可能形式，即关于货币政策冲击方向、冲击规模和经济周期阶段的非对称形式。     

我国GDP增长率序列中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分解

本文使用H-P滤波、时间趋势平稳、ARMA趋势平稳和状态空间分解等趋势分解方法，对我国GDP增长率序列进行了趋势分解，并对各种周期成分进行了对比检验。我们发现，这些分解方法得到的周期成分具有类似的统计性质，但就残差序列的白噪声检验来说，双变量状态空间模型的分解效果最为显著，因此应该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的经济周期性质。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紧缩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其检验

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效果依赖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可能通过货币需求的利率渠道和汇率渠道等,产生对于实际产出的紧缩影响.本文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和时变参数模型,通过估计货币需求相对于实际产出的弹性系数,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仅在1996年前体现出显著的"紧缩效应",而在1996年后"紧缩效应"逐渐减弱和消失,这说明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和期限结构发挥了比较稳定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