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美国FDA面临新的改革压力

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食品和药品法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作为该法案的执法机构已经整整100年了.一个世纪以来,饱经了历史的沧桑,FDA在立法和结构建设许多方面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重要的新药审批和管理机构.……     

借贷约束对于中国家庭投资组合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1734个家庭的样本数据,采用probit、tobit等计量方法分析了借贷约束对于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借贷约束抑制了家庭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等风险资产投资,不同渠道的借贷约束对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银行渠道借贷约束的影响最大;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提高了家庭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投资参与和深度,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优化家庭资产投资组合;整体借贷规模对于股票投资的参与决策产生了负向影响。     

流动性与地理因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针对地理因素研究了我国股市的流动性特征.首先按GDP排名把31个省市划分成经济发展程度有差异的两类,在此基础上构建虚拟变量代表地理因素,分别把交易量、换手率和流动性度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和地理因素之间相关性的存在性以及其显著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地理因素对交易量没有影响,对换手率和流动性有一定的影响,"发展中"省市公司在流动性方面相对于"发达"省市公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企业物流成本核算方法的选择

物流作为“第三利润源泉“、“降低费用的最后边界“,物流成本的计算是当前企业关注的问题。实践中,人们对于所流行的会计核算方法、统计核算方法和作业核算方法等三种核算方法的提出背景、内容、优缺点以及选择的影响因素等都问题尚不清楚,     

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

文章使用中国2000-2011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动态最小二乘(DOLS)和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了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和资产收益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工,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影响家庭投资组合的动态变化,其中,无论在短期和长期,股票市场发展在家庭存款和股票资产之间都产生了较强的替代效应.     

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共同富裕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追求,毛泽东同志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建党起就开始追求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理念促进了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发展,经济整体实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同时,讲话着重提到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随着小康社会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也日益丰富,更加渴盼实现共同富裕,经济整体实力的提高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经济中的动物精神

人是一种动物,这没有问题;人有动物属性,这也没有问题。但在解释和应对经济问题时,是否需要考虑人的动物属性,这里似乎存在难以判断的问题。,社会学家总是从道德的角度抱怨社会上很多人“一切向‘钱’看”,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绝大多数人处理重要经济问题时非常慎重,富于理性。     

能力效应与金融市场参与: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投资者主观能力感受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有显著影响。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根据家庭户主对市场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以及能力水平感受构建指标,发现居民家庭主观能力感受对居民家庭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研究也发现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健康状况等均会显著影响居民家庭的主观能力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