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和加工贸易的关系：替代、互补或其它？

本文对我国FDI与加工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首先从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出发,分析了加工贸易的FDI导向,指出加工贸易的发展受到FDI的推动而快速发展,然后采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和我国1993-2003年间28个省市的数据,将多个因素考虑进内分析了我国FDI与加工贸易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加工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发展明显地受到FDI的推动,同时也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交易效率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前二者对其起促进作用,而后者对其起限制作用;反过来,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对FDI起着显著的引致作用,相应地,经济发展水平、交易效率对FDI起显著的吸引作用,而工资水平则起着限制作用。为了说明计量分析的结果,本文建立了一个加工贸易和直接投资一体化的模型对加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特朗普政府对华投资保护政策的新进展与中国对策

美国对华投资保护逐渐加强,并呈现出新表现和新特点。美国对华投资保护政策转变的原因包括:美国通过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来巩固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达成新的共识;美国对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和投资模式的担忧;"非对称"和"非互惠"的双边投资准入政策等等。除此之外,美国对华投资保护政策存在以下影响:未来双边或多边投资框架协定可能会朝着更加有利于"美国优先"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华投资保护的不断升级或将产生连锁反应;美国将重点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美国通过重塑和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阻碍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一个改进的考察交易效率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考察人口流动受到限制情况下城市化和交易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假定人口流动除了受到工资率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公共品消费的吸引,同时流动人口因为受到限制从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之外形成了介于其间的劳动力市场,且人口流动达到均衡时三个劳动力市场需达到均衡,流动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效用也应达到均衡.这对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消除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促进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政策内涵.     

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交易效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并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型。     

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近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策层关心的重要话题。本文强调了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不同作用,将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置于平等地位,然后采用因果分析、支出法和联立方程组法对我国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1981～2004年,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而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总体来说贡献为负;从分阶段来说,1981～1991年,加工贸易没有其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而1992～2004年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其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这符合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德贸易

中德贸易虽然以互补性为主,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德贸易的逐步开展,中德贸易结构似乎有趋同的倾向,竞争性因素逐渐明显。此外,本文分析了中德贸易的贸易条件,影响中德贸易的若干因素,认为,由于中德经济上的相互需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德贸易虽然在未来会面临一定的不利因素,但总体上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控制模式研究综述

中国加工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加工贸易产生开始,理论界就对是否要进行加工贸易进行了争论。2000年来,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入,理论界开始讨论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等问题,同时讨论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控制模式。本文在对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控制模式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就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二元结构、经济转轨与城乡收入差距分化

文章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内生于"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当中,直接套用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假说对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并不一定具有太大的解释力,而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转轨这一双重制度变迁背景引入城乡差距模型中才能清楚地解释中国的城乡差距。研究发现,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人口不自由流动条件下,城乡差距会发生多层分化,但即使如此,中国的城乡差距仍不太符合所谓的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假说。     

数字化转型是否延长了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率，有助于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仍然成立，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所在区域以及企业出口产品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号效应”“研发和生产率效应”两组渠道降低企业出口风险率，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本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持续时间的理解，同时为提高企业出口稳定性与国际竞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