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能源消费强度非线性关系探究——基于开放条件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框架的分析

文章研究了在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下,FDI对于降低本国能源消费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是否相同,并且对这种作用的显著程度和潜在的作用空间进行了分析。文章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人均收入与能源利用效率的非线性模型作为分析框架,使用1985-2008年包含74个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全球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引入FDI能够提高本国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这一假设,同时,证明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理论在能源消费领域的适用性,即人均收入与能源消费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文章之后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交叉项验证了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能够更好地促进东道国对FDI的吸收,从而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空间集聚是否总能促进经济增长:不同假定条件下的思考

本文基于全球85个国家近10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国家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分别选取了表征空间集聚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的度量指标,采用横截面OLS和系统动态GMM的估计方法,主要关注空间集聚变量与收入以及开放程度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我们针对不同的假定条件以及具体的分组研究进行全面的验证和分析。研究结果支持了威廉姆森假说(Williamson hypothesis),表明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集聚的好处将被削弱,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区域公平之间的权衡可能会逐渐失去相关性,在最贫穷国家实施抑制集聚的经济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此外,开放程度在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有负向效应。     

贸易开放是否改善了能源效率:基于省区间比较优势非线性的实证分析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对外贸易大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凸显,成为了我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的新难题。本文运用了Antweiler等提出的理论模型,使用31个省份1995-2008年的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进行计量回归,探讨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各省份的能源消费情况的关系。结果显示,对外贸易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对能源的消费产生了程度和效果各异的影响。其中,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则由各省的比较优势所决定并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当地的能源消费情况及变化趋势。     

贸易风险与价格离散:基于企业-产品级别的验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同一企业的同一产品在相同年份出口到不同目的地的价格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其称为价格离散。贸易风险作为一种隐性交易成本,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产品的出口价格,从而出现价格离散现象;出口产品种数多的企业更加具有风险意识和区别市场差异的能力,因而更倾向于依据目的地差异来调整价格,即价格离散的程度更大。文章基于国家贸易风险与我国2000～2006年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在“企业-产品-目的地”的细致层面上对以上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贸易风险对进口方的影响大于出口方;（2）在企业特征方面,企业的出口产品种数、目的地数越多,其价格离散程度越大;（3）在目的地特征方面,目的地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越大,价格离散程度越大;（4）在高复杂度产品上,更易产生依据目的地信息调整价格的现象;（5）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更倾向于依据目的地差异调整价格,即风险意识更强。     

关税传导、国内运输成本与零售价格——基于高铁建设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商品进口关税与国内消费市场价格信息,从关税传导角度分析高铁建设对贸易开放的促进作用。本文先从理论上构建高铁建设能够加强进口关税下降对国内零售市场商品价格影响的模型,以及这种机制对不同性质商品价格在不同城市影响的差异。然后通过匹配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与国内对应商品零售价格,获取了139个地级城市和75种零售商品的有关数据,运用差分法(DID)进行实证检验,首次从最终零售价格角度直接衡量了高铁的释放效应,深入探讨了高铁建设对关税传导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城市和不同性质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研究首先确定了关税传导过程和机制,证明了进口关税下降有助于降低进口商品价格,提高进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加强国内市场竞争,降低国内消费品零售价格。高铁建设对这种关税传导不仅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产品的价格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对易腐商品和内陆城市而言,高铁建设对关税传导的促进作用对不易腐商品和沿海港口城市表现得更加突出。     

产业集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集聚给城市经济带来了多层面的影响。基于理论上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假设,并使用我国城市数据和Panel 2SLS计量模型加以验证。我们将城市产业集聚进行了结构和行业的细分,结构上分为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规模集聚,行业上分为工业与服务业两种产业的集聚。研究发现,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说明这两种集聚带来的拥塞效应快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且,我们以就业密度为指标计算U型拐点是665人/Km2。而工业集聚中无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城市经济规模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倒U形关系。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之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效应

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受人民币名义汇率、通货膨胀、国际间贸易等因素综合作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存在着显著波动,并且它的变动与产出的变化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本文试图寻找出潜在于两者关系中的可能性因素:(1)产出到实际有效汇率的逆向因果关系;(2)涉及第三因素的伪相关;(3)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扩张性贬值——长期与短期的均衡关系。通过建立一系列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可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具有紧缩性,但影响是短期的;长期,随着经济的增长,有效汇率有上升的趋势。     

金融服务、外资政策调整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验证

基于金融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品投入,本文研究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动态变化对下游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理论上,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放松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中间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效果是有助于提升出口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便捷化,促进企业出口。本文采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度量了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政策的动态变化,并使用投入产出表将其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上下游关联,有效检验了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的作用。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有助于提高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倾向和收益,存在出口促进作用;管理效率高、出口非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出口对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反应更为灵敏;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出口。本文研究显示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是推动我国贸易提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企业客户贸易网络、议价能力与技术追赶——基于贸易网络视角的理论与实证检验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客户贸易网络结构趋于复杂化,网络关系逐渐成为企业获取技术信息和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渠道。本文利用2009—2016年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企业客户贸易数据,刻画了企业-客户之间的供销贸易网络关系,深入研究了企业客户贸易网络结构变化对企业技术追赶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企业客户贸易网络关系复杂化增加,使得企业拥有更多信息获取渠道,获得更多技术信息的企业实现了技术追赶;其次,客户议价能力是网络中企业实现技术追赶的关键因素,决定着技术信息在网络中的流动放向和大小:较高的议价能力能够降低客户对企业中间品的支付,扩大了客户技术转移的收益,使得更多的技术信息由高议价能力客户向低议价能力企业传递,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追赶。本文研究对技术信息在企业网络渠道中的外溢提供了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也为当前我国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企业贸易网络的信息传导作用,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启示。     

服务贸易网络、信息传递与OFDI

文章立足于服务经济的非实体化特征,利用2007～2020年的OECD双边服务贸易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与网络效应;贸易网络中心度较高的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地运用信息优势整合服务要素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并通过降低信息壁垒克服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服务质量提升及信息壁垒降低是服务贸易网络作用于OFDI的有效途径;区分贸易方向和投资模式发现,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通过进口实现,而不同投资模式的服务企业对当地市场信息的依赖度存在显著差别,因此,进口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显著大于出口网络,且服务贸易网络对绿地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跨国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效率及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均有利于增强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边际作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