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参与弹性研究

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弹性,结果表明:女性劳动供给工资弹性明显大于男性劳动供给工资弹性;随着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逐渐减小.因此,设计并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有助于城镇贫困的削减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5年和2006年之间中国各省市最低工资的提升作为一项自然实验,使用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控制个体异质性,应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男性周工作时间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随着最低工资提升幅度的逐渐增大,其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对男性工作时间的正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最低工资提升30％以上时,其对男性就业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最低工资在提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同时,不会对其劳动供给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最低工资提升应该是一个适度渐进的过程.     

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联立估计

本文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了联立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市场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70%和5.50%;工资、教育年限、党员和户主身份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具有负向影响,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157和0.067.因而,实施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劳动参与和提升工资水平,有助于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的变动

由于国有部门对职工收入保护和对市场垄断,因此其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导致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明显高于非国有部门。在2002~2007年,尽管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导致的部门间工资差异由30%上升至55%,但部门间劳动力人力资本等个体特征差异却明显缩小,导致部门间小时工资对数差异由0.29降至0.23。因此,政府部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制度,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将不仅有助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而且有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     

ASMEC-M：一个基于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型

本文提供了一个基于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型——ASMEC-M,用于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在ASMEC-M模型中,微观个体通过应用人工适应主体被个别地模拟出来,主体状态的不同导致主体行为的差异,宏观经济总量是微观个体状态的累积。假设经济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组成：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家庭消费该产品,企业和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市场来进行;企业根据库存量和销售量制订雇佣策略,根据销售量和利润等制订价格策略;家庭根据收入进行合理的消费;政府制订财政政策追求经济的平等。市场通过数量和价格调整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应用ASMEC-M模型,我们可以定性地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等宏观经济现象。     

一个基于主体的转轨经济模型

本文提供了一个基于主体的转轨经济模型－ASMEC－T,用于分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轨转的动态。人工经济由多个家庭,多个私有企业、一个国有企业和一个政府组成;微观个体通过应用人工适应主体被个别地模拟出来;宏观经济动态是微观个体之间相互作有的自然累积。应用该模型,我们模拟分析了经济政策对私有企业成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一个基于主体的经济模拟途径

本文提供了一个基于主体的转轨经济模型,用于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联性.模拟实验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收入差距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实施适度的累进税政策会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劳动力“极化”现象及原因的经验研究

利用1998—2009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本文发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就业"极化"现象,即相对于中等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就业有更大幅度的增加。结合其他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就业"极化"是一个全球现象。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除了工资和产业规模的影响外,外包、研发投入和高技术资本设备的广泛使用对就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区位选择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经济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扩展劳动力市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盟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并未将劳动力挤出到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积极创造效应相较于消极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促进了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其中,中等受教育程度、中青年和农业户口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对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更为敏感;在信息化程度较高、户籍管制程度较低以及劳动保障程度较高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留人”效果较明显。为此,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的同时,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社会保障,放松户籍管制,这将有助于平稳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促进“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