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强制评级政策、评级机构声誉与信用评级质量——基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如何完善对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从而提升信用评级质量、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国内监管机构迫切关注的问题。2021年开始我国调整了债券发行强制评级要求,在保留对主体评级强制选择的同时,将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这一政策的实施,将长期影响评级市场的竞争格局以及评级机构的迎合行为。针对强制评级政策的调整,本文研究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数量与债项评级质量均下降;而当评级机构声誉较高时,信用评级质量下降程度较低。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关系主要存在于评级机构竞争程度高、客户重要程度高及首次发行的情形。本文还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评级膨胀,会降低债券融资成本,表明债券市场并未充分意识到信用评级存在膨胀问题,促使发行人寻求虚高信用评级。本文的结论表明,取消债项强制评级政策一方面会增强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及评级机构的迎合动机,短期降低了信用评级质量,但另一方面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之后,评级市场的声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长期而言有利于“市场驱动”的信用评级质量提升。     

最终控制人特征、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控制权比例、控制权与所有权背离程度、控制链长度等因素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之间呈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背离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目标并不一定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政府附加的社会责任给上市公司的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下级政府部门。政府对上市公司控制链越长，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就越少，公司的价值就会越高；而控制链对于非国家最终控制的公司的价值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还发现不同非政府实体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之间价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与会计稳健性

跨国研究表明地区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务报告的稳健程度,但可能忽略了文化因素以及准则差异的影响.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制度环境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法制建设越好,市场化进程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少,地区经济发展越好,财务报告的稳健性就越强.而且,这种影响是控制了微观层面因素的.此外,宏观制度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稳健性的差异,因此,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应当结合宏观制度层面进行解释和分析.     

制约消费信贷开展的因素分析

一、消费信贷业务现状 巴州消费信贷自2000年开办以来长足发展.2005年6月末,消费信贷余额达19.50亿元,是2000年的5.04倍.2000-2003年呈上升势头,2003年末到达最高峰21.09亿元,2004年-2005年呈萎缩下滑态势.已开办的消费信贷产品主要有住房、汽车、助学、大额耐用品消费等贷款品种,其中住房、汽车贷款占比达90%,近年来,消费信贷增速低,甚至余额绝对下降,主要是住房和汽车消费信贷萎缩所致.     

支农再贷款抵押担保难让基层人行陷入两难境地

一、支农再贷款不放不行。在商业性金融在县域逐步萎缩的情况下,农村信社成为支持“三农“的主力军,而农村信用社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受制于当地欠佳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不可能快速做大,没有再贷款资金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