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西三大板块鼎立时期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区域的东、中、西部划分目前已被很多人接受,"西部大开发"已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但是,对于东、中、西划分和界定,以及有关研究,我们认为仍值得思考。     

基于最优货币状况指数的政策评估：方法与应用

最优货币状况指数是以最优货币政策下所选择的各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之比作为相应权重而构建的货币状况指数。基于这个定义，本文构建了最优货币状况指数，分析了它在货币政策评估上的应用，得出几点主要结论：首先，不同于一般货币状况指数，最优货币状况指数除受原指数中相关参数的组合影响外，还受政策目标变量实际值与目标值偏离额的影响。其次，最优货币状况指数可以作为衡量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判断标准。再次，汇率和信贷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其在政策目标中的相对干预力度决定了名义或实际货币状况指数权重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重振旗鼓 伏久高飞

正2012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东城局队的干部像平常一样,仍旧在一张张报表间穿行,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而准备。2011年已然过去,有欢欣,有喜悦,当然也有挥之不去的痛。年报考核成绩的不理想,成为压在每个人心中沉甸甸的一块石头,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温暖地打在脸上,那一刻,有一种力量,正在指尖悄悄流动,有一种信念,正在眼里轻轻绽放。     

喜见新芽竞芬芳——记北京市东城统计局队青年干部课题竞标活动

正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赞扬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青年是祖国的希望,也是统计事业的未来,发挥青年人的作用,是各级统计部门的重要职责。前不久,北京市东城统计局队开展了一场青年干部统计调研课题竞标     

从印花税看政府征税意识

无论调整印花税对股市的影响最终是好是坏,都不能掩盖通过此次事件凸显出来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的运转方式远远落后于主流世界。印花税的调整至少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社会注意到了这个重要问题     

江苏省土地整理与农民增收实证研究

居民点土地整理是土地集约利用和转变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以1978—2010年江苏省徐州市下辖各县市的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对土地整理所带来的耕地面积、从业人员和城镇化程度的变化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机理和实证分析后发现:第一,耕地面积增加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的经营方式和种植作物的品种,规模化经营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能够显著地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从业人员的增加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但其作用力度取决于地区的产业优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第三,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够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幅度的提高应进一步建立灵活的流转机制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

从20世纪中叶开始，行为经济学家沿着心理现实化方向对正统经济学④进行了系统反动。在早期，行为经济学主要局限在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在技术层面做修修补补的工作，比如把决策权重与概率的线性关系调整为更加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把价值载体从财富状态量调整为变化量，或者在确定决策权重时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比如模糊性）等。随着心理现实化的继续拓展，行为经济学逐渐触及正统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行为经济学旨在实现正统经济学心理基础现实化的努力，逐渐演变为对正统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系统解构。正统经济学逻辑的起点和前提—-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的合法性受到了致命的质疑。行为经济学由此放弃了经济学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开始综合形成以有限理性为内核的双系统模型。行为经济学在描述性转向过程中建构的双系统模型，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马车模型完全同构。这彰显了经济学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思想传统下必须面临的重重困境，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由此形成。     

行为经济学的心理现实化与正统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

尽管哲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对决策理论的研究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直到Edwards（1954）第一次向心理学家介绍经济学详细、庞大、数学化的选择理论后，决策理论才引起了心理学家群体的注意（Slovic，1991）。Simon（1955）对效用理论中的最大化假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揭示了决策者必须面临的信息不完全等问题，指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将可以更好地描述实际选择行为：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将致力于达到满意解，而非最优解。     

我国经济学研究如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几点思考

数量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成为高等院校经济学科中的一个专业,已近10年,其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很大的,数量经济学工作者在我国重大经济决策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它仍然是经济学科中的“非主流”。下面仅就数量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及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