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

指出当前中国矿产资源开发而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根源在于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并提出构建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需要着力解决"由谁补偿"、"补偿多少"和"怎么补偿"3个基本问题。即实行"新旧账"分治,明确矿山环境恢复补偿主体以及责权利,多渠道筹集废弃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以重置成本为依据确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征收标准,因地制宜地确定征收办法;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的招标、监管和效益评价机制。     

林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契约选择初探——以福建、江西“护林联防协会”为例

运用契约理论对福建、江西护林联防协会发展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各种不同形式的林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各有优势的。研究认为:在林业专业合作组织中,合作契约和合作组织类型的选择必须根据不同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实际,对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的比较优势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而非单纯地追求越为紧密、复杂的组织形式。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障碍及其化解

本文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障碍,指出农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并不是因为农民家庭没有财产,而是因为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缺乏合法所有权制度的保障,这使得农民家庭拥有的资源是一种僵化资产,无法转化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因此,解决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起一种能够将农民拥有的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权制度。     

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17个四位码行业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GMM方法分析了FDI的技术溢出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是以当地企业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为前提条件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发展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溢出效应的发生。     

中国地区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企业数据,构造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生产的地区面板数据,运用Battese和Coelli[1]的随机前沿模型,对2005-2008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地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三大区域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中部>东部>西部;30个省份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创新模式;在2006-2008年间,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明显的先升后降趋势,各地区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动主要是由企业规模、产权结构及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变动导致的。     

电磁灶抽查合格率86%

抽查范围前不久,国家质检总局对电磁灶进行了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本次共抽查了上海、浙江、广东等3个省、直辖市26家企业生产的29种产品。抽查依据本次抽查依据国家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GB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便携式电磁灶的特殊要求》GB4706.29-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驻立式电灶、灶台、烤箱及类似用途器具的特殊要求》GB4706.22—2008、《家用电磁灶能效     

我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展与未来需求分析

我国地质工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其改革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深入,地质调查工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文章就我国地质调查工作的投资变化趋势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我国地质调查工作的未来需求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对“十一五”我国地质调查工作投资进行趋势分析。     

北京市利用国铁资源发展都市圈市郊铁路构想研究

目前北京市交通拥堵日益严峻,对于国铁资源的利用方面,北京已经开行了3条市郊铁路,然而北京的国铁系统仍然没有为大规模的都市圈通勤需求提供应有的服务,存在空间和时间格局上的失配问题。通过北京与东京都市圈的城市交通特征和交通成本的比较分析,在借鉴东京国铁“五方面作战”的经验基础上,从顶层设计、“1+7”线路改造战略布局和运营管理等方面,提出北京市利用国铁资源发展都市圈市郊铁路构想,为北京市利用国铁资源发展都市圈市郊铁路提供参考依据。     

论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实质,明确指出了收入分配的对象就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收入分配实质就是一场关于利益分配的权力游戏。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精髓指导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加强基层建设 建立农村新秩序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特别是农村;我国以农业为基础,有八亿多农业人口,农村的安定历来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繁荣和农民安居乐业的大事。在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阶段,建立一个与农村体制改革深化和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农村新秩序,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一个民主、文明、稳定、和谐的良好环境,这是历史賦予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