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效果的实证研究

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已相当明显,治理通货膨胀仍将是未来一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通过对1993年～1995年、2007年～2008年和2010年～2011年通货膨胀情况的比较,发现2010年～2011年的通货膨胀具有如下特点:膨胀型经济,扩张型货币,外向型贸易,速度型投资,拐点型周期.为了探讨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的作用,我们对1993年～1995年和2007年～2008年紧缩性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并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2007年～2008年在更加复杂的国内国外环境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文末针对2010年～2011年通货膨胀的新特点,提出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建议.     

企业性质问题新论

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是两种基本的合约形式，也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手段。但这两种基本手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互斥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事实上，现实中的合约通常都是这两种基本合约的不同形式的组合。通过这两种基本合约的组合，旨在实现组织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之和的最小化。     

专用性公共品与企业性质:一种新观点

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观,即企业是为获取专用性公共品帕累托最优解的经济组织.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公共品和私人物品.受成本约束,政府通常只会提供通用性公共品,专用于企业的公共品通常只能由企业自身来提供.但是当收益不能在各合约当事人之间作线性分配时,由各合约当事人自主提供公共品会严格劣于帕累托最优量.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与企业自身提供的专用性公共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模型证明,随着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增加,当合作收益较大时,会导致企业规模趋于扩大;当合作收益较小时,企业规模趋于缩小,市场分工趋于发达.文章还对企业专用性公共品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     

产权、竞争、管理与企业绩效

笔者首先分别剖析了产权、竞争及管理与效率的关系机理,然后分析了这三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是:对于企业绩效,单纯的产权改革是不够的,但却是必须的;竞争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管理是企业取得效率的重要内容,但不能没有合理的产权安排作基础,也不能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因而,合理的产权安排、完善的市场竞争结构和有效的管理,三者的综合作用才能使企业取得满意的绩效,缺乏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将损害企业的效率.     

人工智能促进中国高质量就业研究

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是最大的民生,也是中国达成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现有文献就人工智能对就业数量的影响进行了大量探讨,但对于人工智能在就业质量层面的影响却较少关注。基于人工智能促进高质量就业的机理,采用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中国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可以有效促进中国高质量就业,并且这一结论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和更换估计方法后仍然是稳健的。从地区看,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从时段看,人工智能促进中国高质量就业在时间维度上并未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促进中国高质量就业的政策建议。     

信息时代的企业组织变革与人力资源开发

信息技术的划时代革命客观上要求企业组织作出适应性的变革,文化管理、生态组织、网络化、扁平化组织结构,学习与自由发展,追求创新等是其重要内容。为了适应这种变革,必须采取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     

多措并举应对人口老龄化

截至今年2月,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人口老龄化不同,我国是“未富先老”,物质基础不够厚实,科技不够发达,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因而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为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多措并举应对人口老龄化.     

论企业的边界和规模

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缺陷之一是不能整合传统的厂商理论。这种缺陷来自于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这一理论认识到了合约的不完全性，从而认为企业有其存在的效率基础；另一方面，在分析企业的边界和规模问题时，又不自觉地把产品市场看成是完全竞争的，从而又否定了合约的不完全性。我们只有打破现代企业理论这一内在的理论悖论，才能有机地整合传统的厂商理论，从而解释各种丰富多彩的企业行为。     

企业所有权谈判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是各要素所有者的合约联结。在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条件下,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各要素所有者动态博弈的纳什均衡。在博弈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各要素所有者的谈判力是以下六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企业总产出的相对贡献、对企业经营风险的财务抵押能力、资源的稀缺性(或可替代性)、资源使用的可监督性、资源的专用性(或可塑性)以及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等。有时是一至两个影响因素取决定性作用,有时则是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     

促进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探讨

当前中国的GN系数远远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贫富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政府加以矫正。但是政府腐败问题屡禁不止且有不断泛滥的迹象，这表明我国也存在较严重的政府失灵现象。不消除政府失灵现象，市场失灵问题便难以解决。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消除政府失灵现象，是矫正市场失灵，促进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着重探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指出了在当前条件下我国不宜实行西方多党制民主，应当与时俱进地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