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城镇女性的婚姻选择

本文运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城镇地区男性收入差距对女性婚嫁行为的影响。我们先通过一个搜寻模型从理论上讨论了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机制;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女性越愿意增加其在婚姻市场中的搜寻时间,具体表现为女性更倾向于暂时选择单身,推迟结婚年龄。本文的结果还表明,女性的婚姻选择对中等收入以上的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加敏感;大城市中的男性收入差距对女性婚姻选择的影响要高于中小城市。     

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

本文强调两个事实：第一,农村居民并非同质,他们根据自身的特征决定迁移与否;第二,那些成功地改变了户籍身份的永久移民与没能改变户籍身份的临时移民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发现,永久移民的“正选择”效应非常明显,它使得农村地区教育水平较高、处于收入分布较高位置的样本减少。这导致农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降低,阻碍了城乡差距的降低。相反,临时移民的选择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参与成本、异质性与股市投资——基于城镇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家庭的股市投资行为。考虑到参与成本和异质性,本文使用Heckit模型来考察家庭股票数量与份额的决定。结果表明,家庭股市参与的概率与家庭的总财富水平、户主的收入以及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户主的年龄呈倒U型关系。收入、财富水平和年龄对于家庭购买股票的数额也有类似影响;但教育水平的影响有所减弱。而对于股票在家庭总资产或金融资产中的份额,年龄和教育的影响在大部分模型中不显著;财富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     

中国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1995-2007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住户调查数据,发现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不断上升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分解结果表明组内工资差距上升的主要来源是技能价格上升。本文构造了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所有制调整和全球化是导致技能价格上升进而导致组内工资差距上升的重要因素。所有制调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时期(1995—2002年),而全球化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第二个时期(2002—2007年),突显了加入WTO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社会信任与政治参与:城镇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居民投票行为

本文利用2008年30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居民生活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信任水平与居民参与投票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因素(如个人和家庭特征、地区特征以及政府行为)之后,这种关系仍然存在。另外,研究还发现,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政治身份和职业等因素也显著影响选民是否参与投票。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

分别对不同年份的CHNS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相关性有减弱的趋势。然而固定效应模型表明,这种相关关系有一部分是由家庭的不变特征决定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来传递。消除固定效应后,户主对于子女的影响依然显著;多数结果表明,1997年和2000年的代际相关性要高于较早的年份。本文还分析了社区就业水平和外出打工对于代际流动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并考察了单位所有制以及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     

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

本文强调两个事实:第一,农村居民并非同质,他们根据自身的特征决定迁移与否;第二,那些成功地改变了户籍身份的永久移民与没能改变户籍身份的临时移民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发现,永久移民的"正选择"效应非常明显,它使得农村地区教育水平较高、处于收入分布较高位置的样本减少.这导致农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降低,阻碍了城乡差距的降低.相反,临时移民的选择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教育扩展、迁移与城乡教育差距——以大学扩招为例

农村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迁移到城镇地区的概率更高,选择性迁移在扩大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同时也激励农村居民进行教育投资,并可能提高未迁移人口的教育水平。大学扩招意味着农村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迁移概率增加。实证结果表明,扩招对农村居民教育投资有激励作用,使农村高中生比例上升;城镇地区大学生比例增加的幅度远高于农村地区,这主要是农村居民考取大学后迁往城镇地区的结果。选择性迁移和教育扩展导致城乡居民教育差距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