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徽商的衰落看当代浙商存在的问题

徽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中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走向台前的浙商,正逐步成为中国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经营者群体.徽商衰落的教训留给后世很多的启迪,浙商要良性发展应当从中吸取营养.当前,在研究浙商怎样学习徽商的观点中很多是从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切入,也有从官商结合和分离着手.本文试图独辟蹊径,撇开时代条件的差别,尝试从经营模式和运行方式的角度加以阐述.     

努力构建央行廉政文化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一、廉政文化建筑的基本路径 (一)培养先进的廉政文化理念.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培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防止在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面前失去自主性.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真正形成并永远坚守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和革命品质,在思想深层构建一道"不想腐败"的理念防线和境界高山.     

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经济全球化加速的大环境下，中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理论由最初的单一替代关系，单一互补关系，发展到替代和互补共存。本文通过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笼统而言，根据研究的角度的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扶贫开发工作的导航灯

扶贫开发的过程实质上是一次再创业的过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工程,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维护和巩固边疆民族地区的进步与团结的大局出发,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开发规律的认识,努力开创扶贫开发工作的新局面。因此,我觉得,应在工作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以"三个代表"统揽扶贫开发工作的全局     

试论腐败现象的社会心理成因

腐败是当前较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 ,其败坏了社会风气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腐败现象的研究和治理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从社会心理角度透视腐败现象 ,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及泛滥的原因 ,以其对这一现象的治理有所裨益。     

金融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

基于2006~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SDM基础上构建空间调节模型并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研究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促进本地的科技创新,还能促进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最后为东部;当地政府支持能正向调节本地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但对周边地区的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本地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实现的,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为正向调节,西部为负向调节,中部则无显著的调节作用;金融集聚的科技创新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呈现“南北差异”特征,其中影响最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我国关中天水地区、山东半岛和中原城市群。另外,考虑周边地区政府支持模型产生的直接调节效应强于仅考虑本地政府支持的模型,表明城市间的联动政策产生了“1+1>2”的效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周边邻近地区的相关政策。     

新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及其主要变化

新的《企业会计制度》将于2005年在工业企业全面实施。和原分行业的企业会计制度相比,在结构上将由《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三大部分组成。新制度在会计科目、会计准则、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报表的填列方法和内容都有所变化和调整,在学习贯彻和执行新制度时应特别予以关注。     

出口商品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传统文献在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SH)研究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的实际汇率时,大多只讨论了该经济体本身的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而忽略了两国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的差异,以致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符合BSH。本文通过拓展BSH认为:一国实际汇率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两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还取决于两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差异和资本的产出弹性,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正好反映两国间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相对的变化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经济温和调整阶段要防止滑坡

我国经济增长在2001年的拐点(7.5%)之后,经历了3年上升期,现正处于一个温和调整阶段(大约在7%-9.5%区间内)。在经济温和调整阶段要使经济增长的下降是“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 就必须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而不能任由市场调节自由滑落。为此,政府宏观调控应找好“着力点”。     

提高“政策质量”

我们每每谈到质量的时候,往往都只是对工业产品的质量指指点点。 谈得很热闹,效果却是不很理想。这主要是除厂家没有质量意识外,我想更多的原因还是在我们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上,对生产劣质产品的厂家没有真正地管理起来。从广义上讲,这就要求在每个地方和行业都要“提高政策质量”。 提高政策质量,无非有两个大方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