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析

校园文化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并涵盖院校领导、教职工,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育人为主要目的,联合起来完成提升素质、塑造情操、营造氛围等职能的动作的总和。现通过对校园文化活动的内涵分析,阐述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的现实意义,梳理校园文化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了如何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举措。     

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质量在提高吗?——来自欧盟HS-6位数进口产品的证据

中国出口爆炸式的增长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已经由一个区域性问题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利用欧盟进口产品的微观数据探究中国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较高进口渗透度的原因。通过描述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的结构性特征事实,我们发现1995—2004年间中国相对其他国家进口渗透度的增长主要是依靠集约边际的增长。相对数量边际的增长幅度,价格边际的下降幅度却并不显著。我们采用估算相对质量增长率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质量。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出口产品的相对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因此,为实现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提升产品内分工结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纳入产品质量的中国进口贸易利得估算

Broda 和 Weinstein（2006）考虑种类变化的精确进口价格指数因忽略了进口质量变化,会高估一国进口价格指数,引致进口贸易利得的估算出现实质性偏误。本文基于Benkovskis 和 Woerz（2011）的理论框架,利用1995~2011年CEPII-BACI数据库HS-6位数产品的中国进口数据,考察进口质量变化对于精确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测算因假定质量不变引起的价格偏误,进而评估进口质量提高引致的贸易利得。研究发现,忽略质量变化会导致精确进口价格指数累计向上偏误19.9%,质量提高带来的贸易利得为2011年GDP的3.68%。更进一步,本文重点考察了质量变动引起的价格偏误指数在产业部门、生产阶段等多个维度上的分解,发现质量变化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具有最大正贡献的产业和生产阶段分别为“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的制造”与“半制成品”。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一个文献综述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是对贸易流量的结构性分解,深入剖析二元边际的结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对理解贸易增长的性质、福利含义以及贸易政策的制定等贸易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归纳和评述已有的研究成果:(1)在对二元边际的概念界定进行整理;(2)总结关于测度二元边际结构的经验研究;(3)二元边际对贸易福利的作用机制;(4)影响二元边际的因素分析。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和评述,指出发现国内研究的不足以及今后研究拓展的方向。     

生产分割、垂直FDI与贸易增长——基于1994—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中国持续的双顺差源于FDI流入和贸易增长,考察二者的内在关联是解决外部经济失衡的重要环节。考虑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后,作者拓展了Aizenman和Noy(2006)的模型探讨在生产分割情况下垂直FDI流入与贸易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并且基于中国1994—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FDI流入与贸易增长的关系做了再检验,发现FDI与贸易的关系总体上具有互补性。FDI流入中国带来了贸易的爆炸式增长,这种持续的双顺差是国内要素市场扭曲和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因此,需要更加关注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制度缺陷。     

区域贸易协定与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微观数据分析

以周边国家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未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本文使用CEPII-BACI数据库1995～2012年中国对东盟各国的HS-6位数产品的出口贸易数据,探究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前后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以集约边际为主,但自贸区的成立有效地促进了扩展边际的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二元边际都有促进作用,但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结果表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仍处于浅度一体化的阶段,应该提高合作水平,向深度一体化发展.     

出口会影响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吗?——基于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上海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贸易和非贸易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区位差异体现了资源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配置状况。然而鲜有文献考察城市内部贸易和非企业的区位差异问题。文章以上海市为例,使用随机匹配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04年的上海市数据以及企业的街道水平地理坐标数据,考察了出口和非出口企业在城市内的区位分布状况。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来说距离城市中心更远,这意味着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影响了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     

中国经济为何偏好FDI

中国过去十余年间持续的双顺差,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其实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解决之道不仅仅是汇率问题,更在于中国经济内在的FDI偏好。本文研究发现内生金融控制引致的金融扭曲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为何偏好FDI,并指出国内金融改革和财政分权的重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劳动保护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来自机器人进口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借助《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如何影响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机器人。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劳动保护确实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存在要素替代效应倒逼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劳动保护稳定了雇佣关系，技能—资本互补效应加速了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本文揭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加快制造业智能制造转型并不矛盾，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助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政策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