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钢铁工业的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

钢铁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找出今后我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本文通过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十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结果表明,我国钢铁工业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为了顺利实现“十一五”发展纲要的战略任务,需要建立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循环经济。最后,本文对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提出了几点建议。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在油田产量优化研究中的改进

结合油田生产实际对最优化理论与方法在油田产量优化中的应用作了切实的改进,提出了新的模型设计,并以某油田的数据参数为例对改进后的优化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取得了较好的模拟效果。     

基于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出发,探究银行微观主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们借鉴净稳定资金比例的设计理念,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行为纳入传统理论模型,刻画出两种流动性管理行为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率的潜在影响及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我国50家商业银行2012年第1季度—2018年第2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银行为提升长期流动性水平而进行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但是,部分净稳定资金比例较低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调整非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则有可能降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因此,在执行既有流动性监管措施的同时,关注与引导银行资产结构调整方式,对增强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大有裨益。     

信息管税理念贵在践行

践行信息管税理念势在必行，从认识层面、法律层面、操作层面三个方面都有其制约因素，践行信息管税要做好的几项主要工作：信息采集、信息应用、完善和规范税收征管基本程序、信息共享和双向反馈机制、提高税源管理与监控能力。     

科技革命与粮食安全

文章运用投入产出现价序列表 ,对安徽 10年间需求结构变动特征 ,以及投资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作了定量分析 ,指出结构调整需注意的问题 ,主张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     

股东网络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吗？——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中国2010年至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研究股东网络、两类代理成本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东网络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两类代理成本在股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发现,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低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原因在于第一类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网络降低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在第二类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网络较大幅度地增加了中小股东的谈判能力,进而降低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程度,也就降低了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而也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是第一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可能小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这一研究深化了股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认知,细分了两类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     

基于 TCP/IP 的远程数字监控系统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最新宣布,美国经济自2001年3月已经进入衰退。本文认为,美国此次衰退是难以避免的,这是经济周期的必然规律,由于此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脱离,形成泡沫,那些过剩的资本终究会退出,于是造成人们心理预期的过度反应,消费和投资需求出现大幅萎缩,而恐怖袭击事件则加速了衰退的进程。对中国而言,美国衰退的影响是利弊兼有,主要表现在出口、引资、经济格局等方面。     

基于生态位的奥运赞助企业品牌竞争研究

在当今社会,竞争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而在经济领域,最重要,最突出的竞争就是品牌竞争。所谓企业品牌生态位就是企业在其品牌生态系统中所确定的"生态位",依据企业品牌生态位的形成探讨奥运赞助企业品牌的优势生态位,以此制定出奥运赞助企业品牌国际化的"生态"策略。     

海洋休闲渔业开发的实证研究——以青岛甘水湾为例

随着渔业环境的改变,我国的产业实践和学术研究不断探寻与总结休闲渔业的发展出路,以利休闲渔业的持续发展。文章通过对青岛市甘水湾村休闲渔业发展条件的分析以及发展现状的研究,提出抓住新机遇,升级休闲渔业的对策,以期为其他沿海地区发展现代休闲渔业提供借鉴。     

“深圳奇迹”形成的实证研究——兼及五大综合性特区发展因素的差异性解释

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圳奇迹的产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从理论上主要有特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独特的对外发展的区位优势,而最重要的是转型时期的改革家和改革家精神的作用。基于深圳数据和其它特区比较的实证研究发现,“深圳奇迹”的产生根源于制度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差异的背后是改革家与改革家精神、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禀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