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E模型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目的]基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测算具有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顺利运行。[方法]以河南省4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采用选择实验法,建立由4个属性水平、7个选择集组成的生态价值属性集,测算受访对象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结果]城乡居民对于耕地资源景观与生态环境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和耕地面积;农民和市民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属性满足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农民支付意愿为2 060.55元/hm~2,市民支付意愿为3 396.15元/hm~2,两者相差近1 335.60元/hm~2,收入水平、环保意识是影响受访对象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最直接因素,但两者均认为耕地面积不变、耕地质量改善和耕地景观生态环境改善为最优选择。[结论]补偿额度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将农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下限,市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上限,可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苹果种植适度规模经营研究*——以陕西省白水县为例

［目的］分析苹果种植户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适合苹果种植的农地规模,提高白水县果农苹果种植的经济效益,探索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丰富以果蔬为主的集约型经济作物适度规模经营研究范围。［方法］采用实地调研法,对陕西省白水县230户苹果种植户进行问卷调查,从收益最大化角度,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苹果生产的投入产出进行经济分析,构建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白水县苹果种植的最适规模,分析苹果产量的影响因素,探讨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有效面积和果农参加技术培训对苹果产出的影响和贡献程度,并用钱克明等对农地的适度经营规模定义进行结果验证,最后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结果］经过分析,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有效种植面积、果农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对苹果的产出具有显著影响。以农户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的劳均经营规模面积在0363~0447hm2（544~670亩）的可视为适度规模,根据钱克明等的适度经营规模目标值的计算,其函数解为550,在适度规模范围之内。即户均农地适度经营规模0751~0966hm2（1127~1449亩）。目前白水县苹果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农资市场环境和劳动力投入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结论］建议扩大白水县户均苹果种植面积,提升土地经营效益,从而增加果农收入,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创新发展模式;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促进苹果种植户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非农收入; 从法律上规范农村地区农资市场环境; 规范农户绿色生产经营行为,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和开发新的高效肥料; 政府引导农地的适度规模集中,整合资源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     

绍兴市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研究

[目的]探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规律,为城市发展提供合理土地利用政策,同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以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法]通过遥感影像获取长时间序列的土地利用数据,探讨近30多年来绍兴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进一步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对绍兴市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趋势、变化轨迹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1)绍兴市土地利用在1980~2000年相对稳定,在2000年后变化强度逐年增强,2005~2015年土地利用转化量增多和类型多样。绍兴市东北部平原和县区核心区域是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活跃区域,主要是其他类型土地向建设用地转移;(2)1980~2015年绍兴市土地利用变化轨迹主要受到人口增长和GDP增长的影响。[结论]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城市人口和土地面积迅速增加,造成城市边缘的农业用地转化成了建设用地。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及政府政策的制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进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     

现代化农区耕地利用形态转型研究

[目的]耕地利用转型是农业发展转型和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现代化农区耕地利用形态转型的一般特征,可以为区域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GIS平台,结合耕地利用动态度、区域差异指数、耕地景观格局变化表征模型,分析黑龙江省垦区建三江管理局1976~2014年耕地利用形态变化规律。[结果](1)建三江垦区耕地利用可以划分为4种典型形态:耕地散布态、耕地密布态、耕地连布态和耕地满布态,耕地形态转型经历了旱地拓张期(1976~1986年)、水田萌发期(1986~1996年)、水田拓张期(1996~2006年)和旱—水转换期(2006~2014年);(2)旱地拓张期,垦殖率由18.55%猛增至45.96%,旱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由18.55%升至44.34%,旱地景观格局集聚度不断提升,水田\"零星\"镶嵌于研究区内;(3)水田萌发期耕地总量稳中有升,水田面积小幅增加,占耕地面积比重由3.53%提升至6.63%,水田景观破碎度较高;(4)水田拓张期垦殖率基本稳定,新增耕地以水田为主,主要来源于未利用地(沼泽地)、草地、林地的垦殖以及旱地转化,水田种植优势明显增强,景观集聚度升高;(5)旱—水转换期,水田比重由29.48%上升至80.90%,主要表现为耕地内部旱地—水田的转变。水田最大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骤然上升,水田逐渐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逐渐由\"破碎化\"转向\"聚集化\"。(6)气候变暖、地貌适宜、经济效益是该区域耕地利用转型的重要原因,但地形地貌、土壤等自然条件以及发展水平、交通区位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使得耕地利用转型具有区域差异性。[结论]黑龙江省垦区建三江分局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其耕地利用经历了面积逐渐扩展、结构不断调整的形态转型,其本质是农业生产投入规模和强度的提升。耕地利用形态转型规律可以为区域耕地利用调控提供依据。     

乌鲁木齐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Logistic曲线极限点估计研究

[目的]为提高乌鲁木齐市各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明确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为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C-D生产函数,以2005—2015年乌鲁木齐市统计数据为样本,借助EViews6.0和SPSS20.0软件测算出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Logistic曲线极限点。[结果](1)资本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6.72%)最大,建设用地投入要素贡献(32.81%)次之,然后是劳动力投入要素贡献(13.25%),技术进步投入要素贡献(-2.78%)最小,但拥有很大的挖掘空间;(2)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Logistic曲线极限点位于第二、三产业产值为1 522亿元处,对应2011年产值,2005—2011年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递增趋势,2011年之后贡献速度呈递减趋势,逐渐趋于平缓。[结论]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是有限的,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依资本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乡生态空间布局与优化*——以宣城市为例

[目的]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城乡生态空间布局,对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以宣城市为例,基于Arc GIS的空间叠加技术,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识别主要生态源地,并采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AC)选取生态战略点及生态廊道分布,构建出生态安全格局,进而对宣城市城乡生态空间布局进行优化。[结果](1)生态极重要和高度重要区域面积为918. 78km~2,占全区面积的35.53%;(2)生态源地的总面积为978.83km~2,占全区面积的37.85%;(3)选取的生态廊道多呈现出南北向的连接走向分布,但两点之间相互连接的空间网络化程度较低,且构建出生态高与较高安全区面积为921.70km~2,占宣城市区面积比重为35.65%;(4)优化并形成\"绿核+水廊+绿廊\"多层次、网络化的宣城市城乡生态空间结构,并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结论]可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城市生态安全、优化城乡生态空间布局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碳排放的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及对策建议

［目的］为探索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法］分别运用SBM-ML指数模型与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4—2016年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对比分析,并采用ESDA法探讨了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产出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 2004—2016年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经历了由技术进步驱动转变为技术效率驱动再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驱动的过程,但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 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产出的二元全局空间自相关大体呈“N”型变化,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产出由不平衡发展逐渐趋向平衡发展。［结论］忽视碳排放的传统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实际有较大偏差。建议通过转变发展模式,探索粮食绿色增产道路; 因地制宜,有效利用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轮驱动; 不断推进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产出的平衡发展3项措施来实现粮食生产的综合提升。     

基于GIS的皖江流域耕地地力评价研究

[目的]为了整体掌握皖江流域耕地地力水平、特征和土壤肥力状况等,充分利用耕地资源,提升皖江流域的耕地质量。[方法]文章基于农业部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分别构建了皖江流域平原区和皖江流域山地丘陵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现在较为成熟的特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评价等方法相结合,开展皖江流域耕地地力评价。[结果]皖江流域平原区耕地划分为9个等级, 1～9等地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8.7%,18.4%,22.5%,22.7%,13.5%,17.2%,2.8%,2.9%和1.3%,其中2等地、3等地以及4等地分布区域较广,所占面积较大;皖江流域山地丘陵区耕地划分为9个等级, 1～9等地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2.2%,8.6%,14.2%,26.0%,21.3%,10.6%,9.0%,5.0%和3.2%,该区域主要有3等地、4等地、5等地分布。[结论]该评价结果对皖江流域耕地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 3~0. 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东北地区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东北地区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准确而系统地掌握东北地区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水平,为政府部门精准实施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配套扶持政策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利用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301个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调研数据,运用交叉列表和多元有序logit模型分析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1）6312%的粮食型家庭农场有一定风险认知能力,土地经营面积在333~1333hm2（50~200亩）与1333~3333hm2（200~500亩）的家庭农场风险认知处于中等水平, 3333hm2（500亩）以上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低; （2）玉米种植型家庭农场风险认知水平高于水稻种植型家庭农场; （3）年龄、是否村干部、劳动力数量、土地经营规模、是否有自然灾害、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是否“三品一标”认证、金融支持、农推人员技术指导和新型经营主体间合作稳定对东北地区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有影响。［结论］应培养家庭农场主个人特质,鼓励支农惠农政策向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倾斜,从流程入手提高家庭农场风险防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