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 Moral Decision-Making Patterns Over Time: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aking 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 approach,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 empirical survey of top managers’ moral decision-making patterns and their change from 1994 to 2004 during morally problematic situations in the Finnish context.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four moral dilemmas and a multidimensional scale with six ethical dimensions: justice, deontology, relativism, utilitarianism, egoism and female ethics. The managers evaluated their decision-making in the problems us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 Altogether 880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sed statistic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relying on the utilitarian principles is a core ethical evaluation criterion amongst top business managers in Finland. This study proves that managers’ moral decision-making patterns change over tim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managers’ moral decision-making became more multidimensional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change is explained by (1) the inclusion of female ethics items in the scale which allows managers to show more diversity in their decision- making, (2) the change in the Finnish economic context from depression to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growth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spread of post materialist value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3) the increasing public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ethical issues in business.     

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关系中分离之后,汲取了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的重要标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是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后者通常可以划分为大样本统计和小样本案例分析。是否采用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使用大样本统计还是小样本案例分析成为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争议的核心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掌握,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消费者,要实现同西方学者的对话,我们必须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服务于议题设定,任何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应当根据自己议题需要谨慎地使用某种或者多种研究方法;应当关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新发展,这两个学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还将继续。     

国际制裁缘何难以奏效?——“非故意后果”的视角

国际制裁一直面临着有效性不足的困境。既有研究将之归因于制裁有效性发挥的三大必要条件——足够的制裁强度、准确的承受主体和可信的制裁承诺——得不到满足,但忽视了制裁的非故意后果的作用。非故意后果是制约国际制裁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削弱了制裁方的意志,却增强了被制裁方的抵抗决心;增加了制裁持续时长和制裁成本,却阻碍了主要制裁目标的实现。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探讨制裁的非故意后果的分析框架,其次对非故意后果影响制裁有效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以联合国为例探讨了制裁方在应对非故意后果问题上的尝试。     

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

作者旨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小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哪些生存压力?这些生存压力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会造成哪些影响?作者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五种生存压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经常遭遇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攻击;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包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几乎无法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军力通常在整体上或在关键指标上落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这些生存压力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堪忧,在重要的物质利益和国家的自主性两项指标上的表现难如人意。作者采取了案例分析的方法,以中国宋朝和波兰为例,论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困境。     

亚洲工厂及关联度分析

依据亚洲零部件贸易数据,作者采用了依存比率的方法对亚洲工厂的规模、工厂内部以及同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亚洲工厂的规模超过北美洲和欧洲工厂,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亚洲零部件内部贸易额及比重超过了欧盟,这说明亚洲生产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从零部件进出口规模角度看,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均高度依赖亚洲工厂的活动,而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存度则最高,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只排在第三位,这说明中国是亚洲工厂的核心平台。美国在亚洲贸易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而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已经超过对美国的出口,亚洲工厂对于美国的依赖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亚洲工厂对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依赖。相反,美国对亚洲工厂的依赖程度则远高于亚洲工厂对美国的依赖。     

区域间的不对称与制衡行为——以欧盟与东盟关系为例

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不对称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与单位行为体的制衡行为直接相关联。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的发展,不对称性已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地区层面,其原有内涵和制衡逻辑也发生了转移。以地区性作为比较区域间不对称的参考点,作者探讨了地区层面的制衡行为,分析了不对称性、地区性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出于维护现状或提高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它们倾向于选择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由于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伴随着一定的制度化风险,因此地区层次制衡行为的发生需有一定的条件。通过选取欧盟与东盟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作者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地区性能够反映区域间的不对称关系,也代表了地区层次的制衡能力;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没有特定目标,但主要以平衡大国或发达国家的地区性国家集团为主;当弱势国家的内部制衡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质的提升时,它们会更倾向选择通过外部制衡,即利用区域间关系来平衡不对称关系。尤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单极体系中,当国际结构对霸权国的约束力被严重削弱时,地区层次的制衡作用便显得更加突出。     

亚洲国家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基体——兼论从日本、韩国和越南发展研究视角的可能性

针对中国研究文献中认为中国具有某种本体或历史基体的惯常假设,同时包括中文和英文文献,但尤其重视日本文献,作者对中国历史基体的论述进行了分析,并将沟口雄三具体提出的中国历史基体的主张作为反省的对象,旨在分析他提出历史基体论的动机,即要摆脱因为日本自身历史脉络对日本学者认识中国所造成的限制。作者以韩国学者研究朝贡关系为案例,对历史基体论这一学术议题提出了质疑,并佐以越南的两位中国学专家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认为对基体论进行检视有助于中国研究取得知识启示。     

高原牧区定位重构与战略转型:川西北证据

川西北高原牧区是我国八大牧区之一。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多方面因素,发展较为滞后。川西北高原牧区的发展要从本地区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出发,走包容多样性和多层次内容的发展道路;要以民生为本,以生态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全面跨越,发展阶段的战略性跨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跨越,探索特色一、二、三产业打通+引领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城镇和村庄建构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