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灾害对中、日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日本是中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以及随后的海啸、核泄漏对日本造成巨大的损失,而日本地震灾区同时也是日本重要的农业、渔业以及电子工业区。通过对中日贸易的基本状况以及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此次灾害对中日贸易可能造成的显性和隐性影响,从而为我国对日贸易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策略选择。     

案例教学 当推广之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se-based teaching),是围绕一定培训的目的,把实际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供学员思考分析和决断的案例(通常为书面形式),通过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的方式,提高学员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方法.它改变了传统教学尤其是理论教学的那种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课堂气氛,在学员讨论中,使课堂气氛很高涨.     

新疆和兵团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分析

本文根据国际国内最新数据,运用国际通行方法,对中国、新疆和兵团所处发展阶段做了分析。按照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法,中国、新疆和兵团2009年均处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并分别将在2010年、2013年、2011年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按照人类发展指数,中国、新疆和兵团均位于世界中等发展水平前列。按照钱纳里等人工业化进程理论,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看,中国、新疆和兵团均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产业结构看,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新疆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后期,而兵团尚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从就业结构看,中国刚刚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新疆刚刚步入工业化初期阶段,兵团1990年以后就进入了工业化初期阶段。     

同治初年的关厘之争——以江南四榷关为例

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兴起的厘金到了攻克南京之后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而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却迫使清政府将这项制度继续推行下去。厘金的合法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承认,甚至比榷税这样的正式税收更为重要。其标志就是在江南的一些地区停征榷税,开设厘局。本文探讨关厘之争的过程并试图分析厘局得以扩张的原因:虽然历史上厘金的恶名更为昭著,厘金相比于榷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商税。     

塑胶运动场不应该立即叫停

近年来,由于塑胶运动场地环境污染的相关因素而导致人们对塑胶健身环境的安全和卫生开始担忧.有些专家提出对塑胶运动场应立即叫停,本文对我国塑胶运动场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探讨了是否应该立即叫停塑胶运动场的问题.     

美元下跌情况下国际货代企业如何规避汇率损失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持续下跌,由当时1:8.3的中间价,到目前为止,累计跌幅已达22.89%。在此过程中,广大以美元计价和结算手段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均承受了巨大的汇兑损失压力,缩小了利润空间。而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今年10月11日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则预示着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将持续并加快下跌。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公司的毛利基本上以美元体现,而且毛利率相对固定。如船公司给货代公司的约价是3000美元,货代公司留取150美元的差价出售,市场上出口工厂或外贸     

连云港港：建设深水良港迈进亿吨大港

连云港港南靠云台山，北倚连岛，取“连岛”与“云台山”首字为港名。连云港港始建于1933年，由原陇海铁路局筹资、荷兰筑港公司承建的海运码头，于1936年完成第一期工程，仅有能停靠6艘3000吨级海轮码头两座。后历经战乱，到解放前夕，连云港港已是一个码头坍塌，航道淤塞，濒于瘫痪的港埠。1949年港口吞吐量仅为5．6万吨。新中国成立以来，连云港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今天的连云港港已成为我国综合运输体系重要枢纽和沿海主要港口，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中西部地区最便捷出海口、长三角地区主要深水海港”，迈入中国沿海深水大港行列：今年将跻身于中国沿海亿吨大港行列。     

关于保险行业文化建设的思考

行业文化是行业发展的软实力。先进的保险行业文化,有助于增强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行业的凝聚力,彰显行业精神,树立行业良好形象。本文拟从促进行业科学发展的角度,总结提炼先进保险行业文化应包含的核心要素,进而探索保险行业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与实现途径。     

Social network contingency,symbolic management,and boundary stretching

A firm's structural position within corporate networks may affect the extent to which it engages in boundary stretching practices. Since social norms support low CEO compensation, offering high CEO compensation in China can be seen as a boundary stretching practice. Setting up a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C) may be viewed as a form of symbolic management in China. We argue that firms operating within central corporate network positions opt to pay higher CEO compensation without engaging in symbolic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firms operating in structural hole positions tend to either pay lower CEO compensation or use CCs as a symbolic management tool in order to pay higher CEO compensation. Our hypotheses are largely supported based on 7,618 firm‐year observations in China. Copyright © 2013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