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扭曲与努力的无效分配——基于银行客户经理制模拟利润考核的有效性分析

文章首先通过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商业银行模拟利润考核制度的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以及可能导致客户经理努力的无效分配;然后扩展分析银行模拟利润考核的有效性和模拟利润成本之间的权衡以及模拟利润的最优精确水平;最后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现实状况引申出与商业银行客户经理模拟利润考核制度相关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香山静宜园香山寺相地选址及布局 理法浅析

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探索北京静宜园香山寺的历史沿革，分析其相地选址、建筑布局理法，并简述其艺术价值。香山寺坐落于“藏风聚气、背风向阳”的西山东坡山腰的脊线之上，在选址方面充分体现“得体合宜”之相地要领，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的有利生态条件，满足了人居环境的基本需求。香山寺内建筑主要沿中轴布置，起承转合，形成颇具特色的“上宫下寺”的结构，错落的佛殿与自然完美融合，在景观营造方面颇具艺术性。     

不确定环境下的企业战略设计模式

本文通过对传统企业战略设计模式的再思考 ,并从企业战略设计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 :当企业面对不确定环境时 ,战略思维方式应该从线性向非线性转变 ,从而提高企业战略在不确定环境下的“预见”力和应变能力。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战略转换的战略形成、实施同步并行的企业战略设计模式 ,来达到在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目的。     

论民事诉讼回避对象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民事诉讼程序中回避制度的适用对象因受到当事人知情权和被申请主体资格等限制，在实践中无法得到有效的实现。这与我国回避制度的立法思想、立法技术和回避处理程序的行政化有密切关系。我国立法应当与司法改革的成果相适应，适当扩大回避对象的范围，并从程序性质的重新界定、告知制度的细化、制度之间的衔接等方面来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实现。     

衡阳市农产品加工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文章通过调查衡阳市的农产品加工业现状,结合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分析了衡阳市龙头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农产品加工业现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股权结构、现金流与资本投资

对于内部现金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原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即对应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对应投资不足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对1998-2001年上市公司的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地方政府或一般国企控制的公司，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下降，支持了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假说；而在中央部委、境内非国有实体和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没有发现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问题。     

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来源与产权的省际差异——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来源与产权的省际差异。住房来源与产权选择省际差异不明显;基本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住房来源中商品房来源与产权选择中租赁商品房比重高。相关分析表明:地区市场化指数与市场型住房正相关,收入和产权关系不明显,国有经济比重与行政型住房正相关,城市化率与购商品房比正相关,价格和住房产权负相关。这说明了制度变迁和地区经济差异对住房选择的影响。     

我国的M1/M2(1978-2002):长期趋势、水平与周期波动

本对我国1978—2002年的M1／M2的长期趋势、水平和周期波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5年，中国的M1／M2呈急剧下降的态势，但是从1996至今则基本保持平稳。另外从国别比较来看，我国属于M1／M2比较高的国家(地区)之一，这表明我国的居民和企业由于支付制度、取款成本、规避税收等原因比美、日等国家的经济主体对M1的需求高很多。除开长期走势之外，中国的M1／M2还伴随着经济活动呈周期性的波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96年前的经济增长率是M1／M2周期波动的Granger原因，但1996年以后则必须由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变动才能说明M1／M2的波动。     

基于"综合谈判力"的企业所有权安排

现代企业理论打开了“企业”这一“黑箱”,为理解和创建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文通过对企业各要素所有者谈判力三个方面,即:签约人自身实力、签约人相互关系地位、签约外部环境的具体分析,阐释了各要素所有者对企业剩余的分享,并以此初步构建一个以企业要素所有者“综合谈判力”为基础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分析框架。     

Steward Effects of Target Founder-CEO in Takeovers

Built upon the agency theory and the stewardship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activities among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 Using a founder-CEO indicator, we separate steward effects from agency effects, and find that Chinese firms’ M&A activitie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steward factor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agency factors. Firms, of which CEO is a founder, enjoy relatively higher premium during M&A.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the steward effects vary in the power of CEO.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eward effect is reinforced when founder-CEO is more power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