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变质商品库存系统仿真

考虑服务水平与客户需求的互动反馈,建立变质商品库存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零售商利润最大化为优化目标,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软件STELLA9．0对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该仿真模型优于经典EOQ模型,零售商销售一库存系统成本最小并非意味着利润最大。     

建立适合工程管理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的探讨

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工程管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在日趋严格的质量标准下,工程管理企业的市场竞争将在严格质量管理的前提下进行竞争。工程管理企业应根据实际建立合适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利于工程管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心理健康教育路径

本文分析了当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问题的主要表现,分别是自卑敏感、焦虑抑郁、虚荣心理、封闭心理,以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分析了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以构建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立以心理健康为指导的经济资助体系以心理健康教育为内容校园文化为路径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023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2024年展望

研究目的：总结2023年国内外土地科学研究的重点进展,展望2024年中国土地科学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土地科学》重点关注方向。研究方法：文献调查法。研究结果：2023年国内研究重点关注耕地保护与非粮化治理、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地流转效应及政策延续、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保护、土地利用绿色低碳转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科学问题;国外研究重点关注土地产权与非正式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绩效、多资源协同配置与土地保护、土地再分配与农地整理、可持续的空间规划、多主体协同共治的土地管理等问题。研究结论：围绕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等科技需求,2024年《中国土地科学》将重点关注耕地资源安全与高水平保护、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生态保护修复、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与绿色低碳利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农地制度改革等相关研究问题及选题方向。     

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因素

对劳动生产率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归纳概括,按照企业自主决策的影响程度,将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抽象为内部控制理论和外部约束(主要是基础设施)理论两大类,并对其中的具体理论作了简单的评价.文章强调,若想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有价值的研究,就必须强调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和经验的验证.改进的重点之一就是利用证据判断基础设施的作用是否存在"零和迁移效应".     

对土地财政与地方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探讨

近些年来,之所以演化出土地财政这一具有非褒义的概念,是因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不仅有财政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城市自身扩张与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原因。目前,土地财政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GDP虽不是土地性财政收入的Granger因,而GDP却是土地性财政收入的Granger果。地方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如威胁我国粮食安全、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加剧购房居民的负担等,而且也会扩大政府的寻租空间。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寻求摆脱经济增长对于土地财政依赖的路径选择,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土地流转机制的作用、不断完善土地法规的相关内容等。     

CEO年龄、风险承担与并购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08—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CEO年龄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及其绩效的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CEO年龄与企业并购倾向、并购后市场反应和并购绩效均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承担是倒U型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在考虑了自选择偏差、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从高管特征角度研究并购行为的现有文献,同时为企业高管考核与激励等制度安排提供了经验证据。     

管理的本质与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

管理的主要本质是追求效率,管理学研究的是组织如何有效率地达到一种预期的秩序.西方管理学的中心是效率原则,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安稳原则,当代管理的中心问题依然是效率问题,管理学向着东方回归,要吸纳东方的人本管理的精髓,却不可丢失效率中心的原则,否则将迷失管理学的本性.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4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所有制因素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即便把资本结构区分为长期结构和短期结构亦是如此。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有形资产比率、成长性、公司规模以及实际税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公司规模。这说明虽然从总量数据上看国企负债的确构成了宏观债务的主体,但就制造业来说国企的债务水平和其经济特征是相匹配的,规模和总资产收益率足以解释这种高债务水平,国企过度负债说至少对制造业国有企业来说并不成立。国企债务风险可能来自平台类国企,相关的政策应该针对这类企业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