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服务品质维度对用户满意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能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同时，电力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所必需的能源。所以，电力市场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对供电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电企业不仅要为客户提供安全、优质、方便、清洁的电能，     

住房公积金导致了不平等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项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能够缓解家庭购房金融约束、稳定住房金融市场,成为实现"房住不炒"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以2015年实施的住房公积金信贷宽松政策作为外生冲击,从财富效应的角度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家庭购房行为的影响。利用双重差分的实证研究方法,本文发现目前住房公积金主要促进了缴存家庭的多套房需求,加大了缴存家庭与非缴存家庭的住房财富差距。住房信贷政策的针对性与多样性急需提升。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THE EFFECTS OF NEWS WHEN LIQUIDITY MATTERS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news (information shocks) in economies where liquidity matters, including those with endogenous credit limits, and those with assets serving as collateral or media of exchange. Although we also consider news about productivity and credit conditions, a leading case concerns monetary policy announcements. Real or monetary news has big effects on markets, potentially causing cyclic or boom–bust responses, even though we focus on the unique transition consistent with stationarity after shocks. In particular, policy announcements may induce instead of reduce volatility. We als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inflation puzzle, forward-guidance puzzle, and other apparent anomalies.     

贸易摩擦背景下竞争中性的内涵、思路及博弈策略

竞争中性在当前的形势下具有多重内涵。其本身是一个中性命题,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推动竞争中性原则具有明显遏制中国发展的动机。本文提出了竞争中性原则在国内的综合实施思路:循序渐进推进、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坚持多元经济协作演进。在有关竞争中性的国际博弈当中,中国需要从公开承诺接受竞争中性原则,对美国做两手准备,争取同盟及增强话语权四个方面推进,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利益。     

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作用机制与实施路径

农村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实施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农村环境治理存在着投资大、周期长、涉及面广、收效缓等问题,亟需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以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本文基于农村环境治理全流程,把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分为农村环境政策审计、农村环境资金审计、农村环境项目审计和农村环境监管审计。然后从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分析了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威慑、纠偏和反馈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实施路径:加强审计处理与处罚力度,协同审计追责问责;聚焦审计整改与纠偏控制,统筹审计资源技术;完善审计建议与公开制度,构建审计评估机制。     

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发生深刻变化,并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深远影响.劳动力供给变化包括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变化等多重维度;制造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文章以1992-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的综合视角来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但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却不利于制造业高度化发展;三是反映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老年、少儿抚养比上升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发展,且老年抚养比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少儿抚养比.此外,文章还通过更换样本与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基本支持了文章上述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建议既要通过调整与优化人口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负向冲击;又要着力培养为产业发展所需的各层各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进而以创新驱动制造业结构优化.     

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

构建了关于信息化水平、劳动力技能结构以及生产率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结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两者之间存在U形关系,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信息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现;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间接影响通过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低技能劳动者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并带来了中、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导致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技能结构在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要使信息化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匹配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劳动者需要进行持续学习与提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城市等级体系演化理论评述和展望

本文围绕城市等级体系演化论题,提出通过纳入地方政府主体及其相互竞争机制拓展该领域理论拓展方向.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心地理论、亨德森城市体系理论等经典城市体系演化理论,以及纳入地方政府竞争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而重点评述了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等级体系演化理论,分别是基于线性无限延展空间和圆形跑道空间设定的经济模型.考虑到地方政府主体在城镇体系发展中具有的重要影响力,本文最后提出了在新经济地理城市体系模型框架内整合地方政府主体,考察地方政府间基于土地和税收财政工具展开区域竞争的行为对城市体系演化的影响机制.这是在空间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展方向上进行的开拓,同时对中国城镇化政策发展实践也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