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环境两大效益并重——河北省可持续发展及其可操作性方案

改革开放20年,河北省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并重,与国内外处在同一起飞阶段的地区相比,环境工程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既有的环评制度由于缺乏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后分析．难以控制经济发展中一系列非持续问题,必须将其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付诸行动,才能扭转事态的恶化,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基于消费行为的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本文首先介绍了奢侈品的发展概况,接着从中国目前奢侈品消费市场的调研出发。分析了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消费行为特点,最后对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价值工程在工程项目规划设计中的应用——基于战略布局图的视角

在新的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条件下,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已经不能单纯考虑工程的工期、成本和质量,必须考虑工程的战略、功能和价值。价值工程通过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实现研究对象的改进与创新,实现研究对象的最低寿命周期成本与可靠实现必要功能结合的价值优化思想,在这种条件下需要与现代的管理思想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价值拓展与优化的目标,从而最终实现上述工程项目规划设计的最终的目标。文中探讨了基于战略布局图法的价值工程在工程项目规划设计中的应用逻辑和实例。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提高员工忠诚度探讨

在人才流动频繁的今天,如何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是现今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从和谐管理理论出发,运用和则机制与谐则机制对影响员工忠诚度的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和则机制与谐则机制在互动中不断螺旋推进,从而最大程度上实现员工忠诚度的全面有效的提高。     

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模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为企业提供了不同于传统集群的生长资源和环境,在生态化运作过程中,集群目标设置、空间结构、种群规模、管理要素与运作机制相辅相成,构成其生态化运作维度。以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网络协同共生、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3种模式进行生态化运作时,集群运作维度呈现出不同特征,构建了企业成长的不同环境、结构和关系力量,形成集群企业成长的约束条件。基于此,在集群的每一种生态化运作模式下,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的企业表现出不同成长状态。     

创业乐观中介下社会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社会网络不仅能够带来物质等方面的硬性支持,同时也能够带来情感、心理、认知等方面的软性支持,然而这种软性支持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旨在探讨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构建了包括社会网络、创业乐观、新创企业绩效、创业环境和创业经验在内的理论模型,以142名新创企业者为研究样本,使用SPSS、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创业乐观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乐观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乐观在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创业环境在社会网络与创业乐观关系间以及在创业乐观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加快海南中部山区绿色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对保亭县旅游业发展情况的调查

本文根据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立“生态省和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宏伟目标要求,对位于海南中部的保亭县展开调查,了解当地发展旅游业的现状、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快绿色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我国短期信贷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来自2000—2008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我国2000年至2008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在VAR模型的框架下,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预测等计量方法,分析了短期信贷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短期信贷结构发展不平衡,短期商业贷款、工业贷款能更为迅速的拉动经济增长,而短期建筑业贷款、农业贷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不是很明显。     

Second-party and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a public goods experiment

We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 whether third-party punishmen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econd-party punishment to increase public goods contribution. In our experiment, third parties first played the standard public goods game and then made punishment decisions as independent bystanders. We find that third parties punished more frequently, severely and less antisocially, resulting in a higher contribution level than that driven by second-party punishment. The third party’s exaggerated emotion towards free riders is proposed to explain their superior punishment effect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