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1)。为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03—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可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成熟期、非国有以及非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制造业及非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则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建立健全反馈机制、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加大政策支持的建议。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从商标注册与使用看中国商标40年

<正>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下称《商标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颁布的第一部知识产权专门法律。砥砺深耕，笃行致远，40年来，我国《商标法》先后进行了四次修改，有力保护了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效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商标法》在确保商标注册制不动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商标使用的重要地位，打击恶意抢注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囤积商标资源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