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通货紧缩及政策评价

日本的通货紧缩可追溯至1985年，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发生了通货紧缩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治理日本当前的通货紧缩，简单的宏观需求政策已很难奏效，应将政策重点放在切实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上。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到财政乘数。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DSGE模型,建立权重可调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渐进转型过程中政府投资、政府消费、投资补贴、消费税、资本收益税和劳动税等六类结构性财政工具调控效果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会显著影响财政乘数,且财政乘数随转型进程非线性变动,其机理在于货币政策转型会影响财政冲击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强度。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需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框架,财政政策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程,以保证调控力度恰当、效果合意;对财政工具的选择应更加重视结构性减税与投资补贴,以改善民生福祉、激发经济活力;财政调控应有增有减,以维持预算平衡、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基于NKPC框架的我国通货膨胀动态机制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并据此构建SVAR模型以分析实际通胀对各影响因素的冲击反应。研究发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对实际通胀的影响力持续增强,而产出缺口的影响力则没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值得关注的是,本文发现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影响效果缺乏稳定性,暗示我国目前的通胀预期粘性程度可能较大。中央银行在进行预期管理时首先要厘清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的关系,疏通预期传导机制,以便更好地服务于防通胀任务。     

论我国货币替代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提高，货币替代问题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加入WTO以后，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已成必然，货币替代现象可能会日益严重。通过对我国现阶段货币替代的决定程度进行计量分析，得出规避汇率风险是当前我国货币替代形成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控制货币替代的蔓延，应持续实行保持币值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提高本币的实际收益率水平，最终还要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人民币汇率传递与通货膨胀: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

本文以交错定价理论为微观基础,通过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物价传递效应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较低的通货膨胀环境对应较低的汇率传递效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环境对应较高的汇率传递效应.不管是短期汇率传递效应还是长期汇率传递效应均表明,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汇率升值可以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汇率升值反而会刺激国内物价继续上涨.汇率升值对通货膨胀的顺周期效应表明货币当局在高通货膨胀环境下应谨慎控制汇率波动幅度,以免推动国内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发展

面对WTO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有三个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三是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全面分析国际经济形势，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给各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三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针对如何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财政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从金融稳定视角出发,在同一DSGE模型框架下细致刻画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脉冲响应图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各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以及政策当局之间的协同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构建三支柱调控框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但也会通过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两个渠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三,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第四,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相比,纳入财政政策的三支柱调控框架在维护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均更为出色,因此应当加强财政、货币、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