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及未来方向(下)

减少贫困作为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在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量文献基于中国减贫成就进行了深入研究。要进一步取得减贫工作的成功,就要理顺贫困问题的总体逻辑,四个回答问题:何为贫困,即贫困的识别和测度;贫困如何发生,即贫困的产生机制;为何扶贫,即贫困的影响;以及如何减贫,即寻找有效的扶贫策略等诸多重大问题。因此,文章对贫困问题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以期明晰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和方向。     

农户经济非农化与农民增收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提高农民收入事关全局、意义重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既是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本文以山西农户经济非农化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为研究基础,论证了加快农户经济非农化发展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分析了当前影响农户经济非农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推动农户经济非农化发展的对策。     

农民外出就业及遭遇的实证分析

本项研究发现 ,农地经营依然是中国农民就业的主要途径。但受农村人地矛盾趋紧的影响 ,离土离乡外出就业越来越成为当今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农民外出打工的实质是农村人地矛盾激化的一个反映。外出就业不仅使农民初步实现了其收入增长的梦想和充分就业的目标 ,还开阔了农民的眼界 ,使他们学到了技术。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作后盾 ,自发外出使农民在打工过程中经常遇到许多的歧视与非礼 ,使他们在经济与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十分严重。这一伤害已严重影响到中国农民市民化战略的实施。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

农民工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集聚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在沪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收入评价较低。工资收入、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城市适应性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居住条件、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也有城市适应性等精神因素,但比较而言,物质因素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从城镇推力视角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以及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我国农民工进城的农村因素的调查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进城问题,影响农民工进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村本身的原因,也有城镇的因素。应用一手调查资料,从农户行为的角度对影响我国农民工进城的农村因素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05年,影响农民工进城的农村因素中,农村推力和拉力都有所减弱,这表明影响农民工进城的农村障碍正逐步弱化。     

共同富裕：浙江农家的努力与行动——来自浙江观察点的报告

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利用贫乏的资源禀赋实现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为正在开展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探索提供了重要支持。本文采用1986—2018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浙江点数据，从农家视角对“浙江奇迹”进行了一个长序列分析。分析发现，第一，一定的行政性管理变化对农民增收具有推动作用，但支持浙江十村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的核心是家庭经营，其发展路径表现为去粮化或非粮化。第二，浙江农户收入增长不平衡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增强，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逐渐缓解，隐隐显露出“共同富裕”的势头。第三，浙江十村税赋水平有所提升，但职业农民的税收基本被消除，农业村的负担减轻，纳税行为由“普税制”正式进入到“能人”或“老板”纳税制，国家税收的重点化、中心化缴纳正在成为支撑浙江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重要行为。     

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回顾、反思及启示

本文回顾了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原因，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后，农村市场化改革具备了物质、制度、社会和认知条件。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经历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经营机制、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和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五个阶段。通过改革，中国农村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市场规模逐步扩大，运行机制逐渐完善，调控体系逐步健全，品牌格局初步显现，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是重视农民、依法实施，尊重市场、适时调控，找准症结、平稳推进；教训是不当干预、徘徊反复和局部照搬等。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以后农民和政府为解决农村生产要素和农产品剩余问题而采取的应对策略，主要是使“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实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相关主体基于客观需要和利益诉求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博弈互动的过程，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中国农村市场尚存在市场发育缓慢、一体化程度低、政府越位缺位、市场运行不畅和交易费用高昂等问题，原因在于改革难度加大、制度障碍突出、公权缺乏监督、市场环境欠佳和小农户经营的约束较大。     

从小农户经营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

土地流转是中国农业生产实现从小农户到规模经营转型的关键。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土地流转、农户就业选择与农业生产效率间的关系，强调土地流转不仅能直接提高农地配置效率，还通过影响农户就业选择和技术采用，间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估计了土地流转对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定量结果表明，若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农业生产将实现从小农户到规模经营的转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高71.02%。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产品价格调整等均会影响农户转型和农业生产效率。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户金融行为变迁——以浙江十村为例

本文利用2003—2018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以全国城镇化发展的先行省份——浙江为例，考察了农户储蓄、借贷和投资等金融行为的特征变迁。研究发现，农户整体的存款金额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不过储户比例却在缩减。农户家庭财务平均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但从中位数来看依然相对偏小，半数农户的存款平均只够覆盖家庭3个月左右的支出，且储蓄水平的不均衡程度依然较大。从农户的借贷情况来看，近些年来浙江省的农户整体上借款行为和金额在逐步减少，借款来源依旧主要为民间借贷，借贷的主要用途已从满足生产性需要转变为满足生活性需要。其中，低收入农户民间借贷的程度相对更高，且更多用于满足生活性需要，但其生产性借款相较于高收入农户会更多用于传统农业。从金融投资行为来看，农户的投资水平和普及程度还比较低，但投资行为的两极化趋势和不平衡性不断加剧。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城镇化不仅提升了农户储蓄行为和能力的整体水平，还明显改善了农户储蓄水平间的不均衡程度，是其助力共同富裕的又一表现；此外，城镇化还显著增强了农户借贷行为中的正式化程度。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经济政策的演进、创新及启示

本文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经济政策的演进，探讨演进特点与政策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党在占领区尝试实施了局部的农村经济政策。之后，农村经济政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至新世纪之初的妥协调整以及新世纪之初至今的转变提升。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经济政策的演进实质是相关主体间博弈互动的结果，主要以实现国强民富为宗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约束，不断修正和调整。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三权分置”等政策创新。本研究为今后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