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

许多人都相信我国省区经济差距与制度变迁(渐进改革)有关,但为制度内生性等问题所困,严谨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该文尝试实证分析各省区内生的社会基础设施(由制度、政策等构成)的差异在省区经济差距中的作用.具体而言,我们找到了反映各省区历史上曾拥有的发展市场经济软环境的数据,并视其为工具变量,从而把各省区当今的社会基础设施内生,结果发现,各省区经济绩效的差异可稳健地归因于其内生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差异.     

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珠江三角洲瞩目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就.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全国展现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关键的激励因素.在这30年之间,珠三角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演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也由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展望珠三角的未来,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是珠江三角洲的必然趋势,同时珠港合作格局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为核心的环珠江口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必将以全新姿态崛起于世界地理版图之上.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

我国市场分割问题比较突出,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以及增多已成为一个重要现象.为什么有些省区选择市场分割,而有些却致力于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在处理区际关系上的迥异行为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解释?我们从中央政府按照经济绩效晋升地方政府官员的假设出发,构造一个地方官员晋升博弈模型,证明了,为了政治晋升最大化,地方官员选择地方市场分割还是区域一体化因条件而异.实证分析支持模型的预测.     

港澳直接投资企业在广东的发展与影响

改革开放廿年来,广东利用与港澳地区地理位置上紧邻,交通十分便利,而且具有历史悠久的史缘、亲缘、人缘,再加上三地经济存在着互补关系,形成了吸引港澳资金的天然优势。二十年来,港澳企业通过举办“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已把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生产工序北移至广东地     

旅游国民收入及其初次分配格局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2004年湖南旅游业国民收入及其初次分配主体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旅游业为湖南省当年直接贡献了3.06%的国民收入,旅游产业附加值率为0.4536,处于全社会中等水平;旅游业资本利润率高于为其提供中间产品行业的资本利润率.政府、企业和从业者在旅游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6%:68%:16%.与国内外经验水平相比,湖南旅游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出现了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比重过大,劳动报酬偏低,旅游业发展中的主要获益者是资本所有者而非旅游从业者,政府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了外部效应.文章对其不利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指出旅游对目的地较高工业化水平的客观依赖性所决定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是导致湖南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但是,对于经济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加速其工业化进程.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趋同分析

Lucas(1 988,2 0 0 2 )一直强调城市具有不同于国家、省区层面上的经济增长特性 ,但为现有的有关文献所忽视。本文采用趋同分析的标准方法 ,就我国 2 1 6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展开讨论 ,结果发现 ,与我国省区趋同模式不同 ,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δ趋同和绝对β趋同 ;从趋同机制上看 ,我国城市层面上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机制。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 ,且有助于对我国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理解     

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珠江三角洲（广州、东莞）电子企业问卷调查报告

珠三角在90年代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由低成本生产要素启动,然而其持续发展和升级的动力更多的来自于区域内的企业的创新能力。对珠三角电子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珠三角的企业凭借灵活应对市场生产的能力和渐进式的产品创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有所提升,然而其创新具有内部化的特征,并且,较小的企业规模在限制企业创新资金可获得性的同时,较高的员工流动率又抑制了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的激励。本文认为,灵活性是珠三角企业独有的竞争优势,并对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如何将灵活性更好的结合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将成为珠江三角洲产业成功升级的关键。     

后危机时代的区域弹性与集群转型——基于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电子企业的对比分析

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地区的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制度框架和资源禀赋下,逐渐发展出具有不同市场导向和生产行为的经济系统.由此,本文试图通过揭示珠江三角洲在后危机时代企业适应战略和行为的地理差异性来加强对区域弹性的理解.以电子产业为考察对象,通过在2011年底完成的抽样企业问卷调查,本文对比分析东西两岸电子企业的生产和创新行为.结果显示,西岸地区尽管在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品牌经营能力,但面临营销创新的融资障碍.东岸地区则通过长期的外向经济进行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在创新过程中显现出更大的网络性特征,从而更有利于集群经济的创新转型.     

集体学习与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深圳市电子企业的问卷调查

创新集群是专业化生产地区发展的较高形式。在创新集群中,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生产网络形成集体学习的主要战略导向,并有条件和能力将其转化为盈利能力。基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电子企业问卷调查,本文表明深圳作为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地域生产网络系统,已具备了一定将集体学习转化为创新来源和市场机会的能力,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下,集体学习的范畴狭小,并且企业内部将其转化为较高绩效的能力有限。本文最后提出,深圳中小电子企业的集体学习将是一种基于本地产业升级前景的长期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