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荒"的拷问

7月底开始在广东出现的罕见“油荒”,给广东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油荒”一度有在全国蔓延之势。“油荒”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种种拷问。其一是,我国现存的石油体制是否合理?据采访调查,这一场“事故”,有人为制造的迹象。在本国石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有人为了牟取暴利,罔顾国家能源安全,居然向国外抛售成品油与原油;也有人在“油荒”出现后,以逼迫国     

日本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

日本的高等院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日本《学校教育法》第5条规定:“学校的设置者——除法令特别的规定以外,应负担其学校的经费。”这是对学校经费来源的基本规定。据此,国立高等院校的经费由国家负担,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公立高等院校的经费由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国家根据地方交付税制度等采取措施使其保持必要的水平.私立高等院校的经费由学校法人负担,收取学费是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收益性事业的收     

2016年福建省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2016年,面对下行压力,福建经济出现企稳向好态势,经济增速实现年初预期目标,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本文重点分析2016年福建省经济运行主要特色、存在问题,并就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乘用车需求逐步改善

源流结论：乘用车销量同比降幅大幅低于预期乘用车需求处于逐步改善中乘用车销量同比降幅大幅低于预期。2009年1月份,国内市场乘用车销量518014辆,同比下降2.87%,环比下降8.15%。1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增幅大幅超过预期19.71个百分点,销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实施（1.6升及以下的乘用车购置税从10%降到5%）;同时,     

聚焦创业板首批上市的6家生物医药企业

2009年10月23日,万众瞩目的创业板市场正式开板,随后首批上市公司于10月30日正式挂牌上市交易.这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提高,也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珠江河口河海分界与河口海域管理研究报告

200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开始实施至今的1（）年间,我国各大出海河口河海分界与河海管理问题频出,海洋与水行政管理部门各执一词,以致发生执法冲突需地方政府协调解决。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出海口地区情况尤甚。2010年中央决定将山东、浙江、广东列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试点省份,国家海洋局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加快发展广东海洋经济的框架协议,国家五年规划（十二五）第一次将海洋经济发展进行专章编制。进入2011年,中央第一次以一号文件形式作出加快我国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国家水利部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加快广东水利改革发展的框架协议。这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0-2001年

2000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将超过1999年而预计增长7.95%,从而1999年将构成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拐点,中国经济循环从2000年起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     

立足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

广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缓解生态压力,截止环境恶化,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和谐广东,建设绿色广东更加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辽宁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对策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与环境禀赋情况在各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制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协调发展政策,而必须在国家总体政策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区域发展情况制定符合当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情况的区域性协调发展政策。同时,协调发展问题又是一个宏观问题,随着经济一体化和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协调发展政策的边界在不断扩张,它逐渐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因此,协调发展政策研究也不能过于微观,必须将其置于一个较大的区域系统背景下认真研究。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问题,联系到省级政府的政策管理权限和绩效评估层次,一般认为,针对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一层面进行区域性的协调发展政策研究是合宜的,其政策适用性也是较强的。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在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辽宁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问题、区域环境治理问题等都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如何确保辽宁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研究的典型意义。     

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过去20多年,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增长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题,但是以高成本为代价的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的持续性如何?本文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高投资的政府激励机制及宏观成本边界和高成本增长的临界点;进而指出,在开放经济中,资本流动、外部需求和供给冲击构成高成本投资模式的现实约束,政府必须权衡粗放式高增长的宏观收益和成本,制定相应的政策来约束低效率的投资行为,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优化。